蔣夢麟在《憶孟真》一文中寫道：“孟真博古通今，求知興趣廣闊，故他於發抒議論的時候，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他於觀察國內外大勢，溯源別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結論，往往能見人之所不能見，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對於研究學問，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學識而論，孟真真是中國的通才。”誠然，胡適所倡導的“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傅斯年是做到了的。
傅斯年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下筆萬言，倚馬可待，箕踞放談，雄辯無敵，自有目空天下之士的實力。百分之九十九的狂人疏於俗務，傅斯年就偏偏是那個例外。辦起事來，他頂賣力，頂負責，頂到位，頂有主見，他往往能力排眾議，常有令人驚喜的創獲。
為文，橫掃千軍如卷席。做事，直搗黃龍而後快。這就是傅斯年的功夫。
專才易得，通才難尋。一般學人，很難具有行政才能，蔣夢麟、傅斯年、丁文江是民國學者中公認的行政高才。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創立，蔡元培出任院長，傅斯年出任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襄助蔡先生規劃院務，訂立製度和方案，無不井井有條。
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成功，史料學派的崛起，端賴傅斯年的慘淡經營。他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時，創辦過語言曆史研究所，那一回隻是小試牛刀，而真正大展身手，則是在中央研究院創辦曆史語言研究所時。要了解傅斯年的學術理念，不可不讀他那篇《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其精髓為：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係統，而不繁豐細密地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
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曆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
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不出貨。
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隻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果然我們動手動腳得有結果，因而更改了“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雖然比不得自然科學上的貢獻較為有益於民生國計，也或者可以免於妄自生事之譏誚罷。
在創辦史語所的報告中，傅斯年講得很清楚：“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即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他倡導實事求是的學術理念，打破崇拜偶像的陋習，將屈服於前人權威之下的理性解救出來，一言以蔽之：遠離故紙堆，發掘新材料。早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創辦語言曆史研究所時，傅斯年就在周刊的發刊詞中透露了自己的學術理念：“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幹得最有聲有色有成績的事，就是發掘河南安陽殷墟，找到了若幹至關緊要的殷商文化遺存（甲骨文和青銅器），有些發現彌足珍貴，能夠解開曆史的謎團，乃是國民政府三十八年間最大的科學成績。史語所集合了陳寅恪、趙元任、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國內首屈一指的語言學者和曆史學者，堪稱語言學和曆史學研究的最重要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