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家倫投考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給他的作文打了滿分，稱讚他為“有文學才華的考生”。招生委員會的負責人蔡元培也點頭讚可。然而他們檢視羅家倫其他科目的成績，立刻傻了眼，數學居然是零分，曆史、地理兩科的成績也乏善可陳。大家麵麵相覷，最終由校長蔡元培果斷拍板，破格錄取羅家倫。倘若換在另一時空，羅家倫就注定做不成“紅樓夢”了（北大的舊址在沙灘，紅樓是其主體建築）。
在北大，羅家倫與傅斯年齊名。他們與顧頡剛牽頭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跟《新青年》互為犄角，旌鼓相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兩個橋頭堡。
五四學潮的迅速發動，羅家倫與傅斯年分擔的角色各不相同。傅斯年是掌旗人，上馬殺敵。羅家倫是操觚手，下馬草檄。白話文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神完氣足，羅家倫一揮而就。那年，他還未滿二十二歲。
現在日本在國際和會上，要求並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要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農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懲國賊。中國存亡，在此一舉。今與全國同胞立下兩個信條：
（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二）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篇宣言隻有寥寥二百多字，不僅意義周全，而且氣魄雄壯，愛國者讀之無不熱血沸騰。羅家倫一舉成名天下知，“五四健將”的美譽使他終生受益。若單論“以少少許勝多多許”，《陋室銘》《永州八記》雖在“驚豔”之列，卻難逾此例。天下多少皓首窮經、著作等身的老夫子，著述數百萬言，其重量反而比不上這區區二百多字。時哉命也，曆史自有他的選才眼光和頒獎方式。
1919年5月4日，北京高校學生組成遊行隊伍，衝擊東交民巷，火燒趙家樓，打傷章宗祥，因此二十三名肇事學生被捕。值得一提的是，章宗祥宅心仁厚，他被誣為“賣國賊”，受到重創，卻並未控告肇事者，反而讓夫人陳彥安出麵，代他具呈保釋被捕學生。在紛紛亂局中，謠言四起，有人懷疑羅家倫和傅斯年去過安福俱樂部赴宴，已被段祺瑞執政府收買，於是嘲罵羅家倫的漫畫和打油詩一起出籠，打油詩帶有鮮明的人身攻擊色彩：“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內訌當然是致命的，若不是胡適及時出麵，力保傅、羅二人清白無辜，此事還真不知道會鬧成什麼樣子才能收場。由此可見，學生運動總是暗流潛湧。
當時，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代表們決定於5月7日國恥日實行總罷課。北洋政府深恐事態愈加失控，遂與京城各大學校長達成協議，學生若肯取消罷課之舉，則警局立刻放人。大學校長們認為救人要緊，學生代表們卻不肯廢棄總罷課的原議，不肯向北洋政府妥協。在這個緊要關頭，羅家倫力排眾議，讚成複課，以換取被捕同學的安全歸校。應該說，他作出了理性的選擇，當時的優選方案莫過於此。嗣後蔡元培辭職，北京學運再次發動，很快就波及全國，仿佛一場大地震後的餘震不斷。
羅家倫認為，“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誠然，青年學生一旦由求實轉為求名，尤其是“嚐到了權力的滋味”（蔡元培的說法）後，一敗塗地的結局就將無可避免。在五四運動一周年時，羅家倫檢討大學生濫用公權，即承認後果堪憂：“自從‘六三’勝利以來，我們學生界有一種最流行而最危險的觀念，就是‘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事都能辦，所以什麼事都要去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五四運動是20世紀大學生幹政的開端，此後學潮洶湧，一浪蓋過一浪，許多青年人踏上了不歸路，真不知伊於胡底（到什麼地步為止）。
由於五四學潮，北大被打上了鮮明的政治印記，此後數十年，北大的學術空氣逐漸為政治空氣所激蕩，相對健全的個人主義日益式微，思想解放的主命題竟隻能叨陪末席。從這個角度去看，羅家倫被列入“五四健將”的方陣，未始不是戴上了黃金打造的枷鎖，令人羨慕的同時，也令人側目。
究竟是誰抹平了五四學潮與五四運動之間的模糊差距？答案很明確，是羅家倫。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山東問題”欄內，發表了署名為毅（羅家倫的筆名）的短文《五四運動的精神》，羅家倫指出，此番學運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第一，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社會製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決的精神。五四運動的概念從此確立不拔。五四運動迄今被過度歌頌了近百年，它的意義何在？影響何如？理智的人有必要找來李敖的《五四之誤：中國站起來，中國人垮了》，仔細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