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上種種成績，不但有誤學生的時光，並且有誤學生的精力。我們起初想他改良，說過兩次，無賴（奈）他“老氣橫秋”，不但不聽，而且慢（謾）罵。所以不能不請先生代我們作主，設法調動，方不負我們有這英詩的本旨。
校長優容辜先生的緣故，無非因為他所教的是英詩，教得好，而且與政治無涉，那（哪）知道內幕中這個情形。不但貽誤學生，設若有一個參觀的人聽得了，豈不更貽大學羞嗎？學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為本校分謗，但是如青年的時光精力何呢？質直的話，請先生原諒！
8月8日補寫的內容如下：
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寫好的，次日就有五四運動發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學校基礎已定，乃檢書呈閱。還有兩件事要附帶說明：
（一）本年學校將不便更動教授，但英文門三年級的英詩功課，隻有二點鍾，可否將辜先生這兩點鍾減去，讓他便宜點兒。這兩點鍾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擔任。
（二）聽說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學”同“教育原理”兩課。這兩課都是對於英文門狠（很）有關係的東西，可否請先生將他改成英文門的選科，讓我們多得一點世界大哲學家的教訓，那我們更感激不盡了。
這封信是黃興濤教授近年從北京大學檔案館的舊檔案中發掘出來的，案卷號為BD1919031，有原信的複印件為證，可謂確鑿無疑。此事的知情人羅家倫、胡適、馬寅初、蔣夢麟、陳大齊生前都諱莫如深，從未提及過此事，或許他們也覺得合力將辜鴻銘趕下北大講台，並不是什麼光彩生門戶的事情。尤其是胡適，他與辜鴻銘的梁子結在明處，打嘴仗，打筆仗，都耗費元神，是不是他惱羞成怒了，就將自由主義者念念不忘的寬容準則扔到了爪哇國？在五四運動的大背景下，似辜鴻銘這樣古色斑斕的人物在北大頓失憑依（蔡元培已南下，蔣夢麟代理校長職務），並不奇怪。羅家倫是驅逐辜鴻銘的始作俑者，這一點，估計辮怪先生至死都蒙在鼓裏。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這件事，已很難判斷羅家倫的行為動機在多大程度上是“公義”使然，在多大程度上是“私憤”使然，總不宜貿然作出誅心之論。他晚年對辜鴻銘的評價實在是太好了，甚至言過其實，可能是心虛的成分起了作用吧。
蔡元培先生曾調侃某些北大師生是“吃五四飯的人”，委婉地批評他們一勞永逸，安享尊榮，不求進步。“五四健將”的鎦金招牌何時才吃香？應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的追加獎賞才對，間隔了大約七八年時間，反而更加彰顯榮光。試問當初的情形如何？羅家倫的文章泄露出若幹信息，厭倦的情緒竟揮之不散。
1920年，為了配合五四學運周年紀念，羅家倫在《新潮》二卷四號上發表《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對五四時期的“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頗有微詞，認為是“無聊的舉動”，是“毀壞學者”。他非常懊悔自己參加了學生運動，原文如右：“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偶一回頭，為之心酸。”他決定要“一本誠心去做學問”，“埋頭用功”，不問政治，“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此文發表後不久，他真就拿定主意“專門研究學問”，去美國留學兩年，去歐洲遊學四年。
有趣的是，五四健將羅家倫泛洋赴美前，胡適題贈了一首名為《希望》的譯詩給他，源於波斯古詩《魯拜集》，情詩的語氣，內容太過親昵，倒容易使人臉紅：
要是天公換了卿和我，
該把這糊塗的世界一起都打破。
再磨再煉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從新造過！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國共兩黨撫今思昔，都將五四運動視為“中國人民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甚至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如此一來，能與五四運動沾邊可謂三生有幸，身為“五四健將”更是榮耀非凡。羅家倫起草過白話文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他的身價頓時飆漲百倍，在國民革命軍中是少將軍銜，三十一歲就出任清華校長。真可謂雄姿英發，春風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