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一路逃亡昆明的顛沛流離隻是苦難的序曲，那麼李莊的歲月為苦難徹底拉開了帷幕——命運之神激昂地用上了所有狂風暴雨似的節拍，鼓、鑼、大提琴和低音號成了整場演出的主角，肆虐著演奏出最悲愴的交響樂。
今日的李莊是一個古樸的小城，悠然地點綴在天府之國的大地上，有著“江導岷山，流通楚澤，峰排桂嶺，秀毓仙源”的美譽。可是在交通條件極差、物質生活得不到保障、醫療水平又極其低下的當年，這裏對於思成和徽因來說，無異於一個噩夢的開始。
思成生病了不得不暫時留在昆明，徽因帶著兩個孩子和老人獨自乘卡車前往四川。寒冷的敞篷卡車上，風霜撕扯著皮膚。顧不得自己，徽因將兩個孩子緊緊抱住，生怕凍著他們一點兒。兩個星期的旅程使得他們疲憊不堪，裝載著老的少的車輛在仲冬天氣越過大山。
李莊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沒有電，沒有車子和代步的牲口，沒有電話和與任何現代生活接軌的地方。李莊的人想出去，坐船；外麵的人想進來，坐船。再沒有其他能夠和外界溝通的途徑，甚至下了船要進山來，也隻能走窄窄的梯田中的石路。這裏的村民可能有他們樸實的一麵，但是那些樸實和他們的落後成正比。他們不能理解這些蜂擁而至的外來人，這些人清高、含蓄又沒有實際的勞動能力。最重要的是，這些人的到來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小村物價抬高、食物供不應求。村民們的怒氣和怨氣無處可發，小村裏彌漫著不和諧的氣氛。
這樣的氣氛使得來到這裏的人們也無法保持平和的心態，徽因幾乎無法理解在這樣壓抑的氣氛作用下，這些逃難來的知識分子為何情感會發酵得如此煩躁。“這是一個思想偏狹的小城鎮居民群。最近，一些快樂的或者滑稽形式的爭吵已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發展到一種完全不相稱的程度。我很懷疑，是不是人們在一個孤島上靠十分菲薄的供應生活，最終就會以這種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來。”
上層的安排自有他的道理——這樣與世隔絕的小山溝，敵軍的飛機自然是不會轟炸的；可是上層也欠考慮了些——潮濕陰暗的環境和完全原始的條件，使這些知識分子飽受了病痛的折磨。
這個小鎮成為她人生的又一站，這樣的條件下，徽因很快病倒了。病的時候，林徽因的心格外脆弱，仿佛所有的華彩都滅了。梁再冰回憶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時說：“我們入川不到一個月，母親肺結核症複發，病勢來得很猛，一開始就連續幾周高燒到40度不退，李莊沒有任何醫療條件，病人隻能憑體力慢慢煎熬。從此，母親就臥床不起……食品越來越貴，我們的飲食也就越來越差，母親吃得很少，身體日漸消瘦，後來幾乎不成人形。”
身體上的病痛本應使得她無暇顧及外麵的客觀世界，可是家庭條件的每況愈下牽動著她的心。營造學社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了，思成不得不常常去重慶的教育部請款，可是那點微不足道的錢在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下起到的作用可謂九牛一毛。
他們的家矮小潮濕，兩間小小的竹篾搭成的小屋，塗了些泥就變成了遮風避雨的住所，屋子頂棚時常傳來老鼠和蛇爬過的沙沙的聲音；硬邦邦的床上爬滿了臭蟲，全家唯一的一張行軍床就成了她的病床；沒有自來水和電燈還在其次，更惡劣的是整個小鎮都沒有醫院，也沒有像樣的醫生。為此，思成專門學了紮針，成了她的專屬“大夫”，靠著不知道有沒有療效的藥品維持著她的生命……
這是高官厚爵的林家千金大小姐，這是聲名顯赫的梁家大少奶奶，這是學貫中西的“太太客廳”的女主人……這個本應被人捧在手心的女人，還在昆明的時候不得不親自提了瓶子打油買醋。李健吾聽說了這個消息之後驚呼：她是林長民的女公子，梁啟超的兒媳！如果他知道徽因在李莊的窘迫經曆，恐怕隻有長歌當哭的分了。
病時無事，她開始懷舊，懷念曾經的歲月，懷念倫敦的雨霧，也懷念人間四月天的芳菲，而現在的自己竟這樣老了，她懷念起當時在香山的美好，一切都已經不複返了。
那時的梁家，稍微值錢點的東西都拿去當鋪當了，隻為換來一點食物填飽全家人的肚子，可漸漸地，這也成了奢望。正在上小學的孩子們隻能穿著草鞋或光著腳丫，隻有最陰冷的冬天，才能穿一雙外婆自己做的布鞋。街上賣的布製品和金葉一樣稀罕，家裏的枕套和床單在洗滌的時候不得不小心又小心地搓揉，生怕一個不注意搓破了就再也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襯衫和別的衣物也是一樣，洗過太多次的織物薄得像紙一樣脆，稍微用力拉扯，扣子就會耷拉下來，衣服爛得不成樣子。
物品的稀缺也是前所未有的。晚上思成要寫書、孩子們要做功課，可是不但沒有電燈，連煤油燈都是奢侈品，隻有用自製的菜油燈——木料做的燈台，小鐵鍋似的燈盞，盞裏盛著一點點油再加上一根自己撚的燈芯，就是全部照明設施。用久了，整個燈都熏得烏黑。日常的餐具都是殘缺不全的，壞掉了也沒辦法換，隻要沒有徹底碎掉，就湊合著在沒有豁口的地方繼續用。唯一的一支體溫計被從誡失手打碎之後一直沒有新的，足足大半年的時間，徽因都沒有東西量體溫，隻能憑自己的感覺估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