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利·勃蘭特於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羅的海海濱城市呂貝克的一個貧困工人家庭，母親是合作商店的售貨員。外祖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信徒，母親也常常參加社會主義的活動。維利在少年時期就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組織，不滿17歲時被破格吸收為社民黨黨員。1947年來到柏林，參加柏林的戰後重建工作。當然，那時的勃蘭特決不會料到，在以後的20年時間裏，他的名字同柏林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了。
1964年，這位51歲的少壯派登上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的寶座。
勃蘭特之所以能牢牢地控製住黨，成為社會民主黨團結的象征，決不是由於他善於專權。事實上，他是非常善於妥協的，在黨內素有“和事佬”之稱，但做“和事佬”並不等於他沒有權力，他的意見在關鍵時刻總是受到重視的。勃蘭特並非是一個毫無缺點之人，他的可貴之處在於能夠克服那些缺點，他考慮自己的弱點比別人考慮自己的才幹要多。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不自命’不凡或野心勃勃，而是懂得看準機會，及時主動出擊，一舉得勝。
柏林為勃蘭特提供了一個有利於他開展事業的地位和日後步步高升的特殊環境。勃蘭特是首先被派往波恩的八名聯邦議員之一，並很快成為市議會議長，這一特殊的榮譽職務使他可以超越社民黨的範圍，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1957年，西柏林市市長蘇爾逝世後，勃蘭特力挫群雄，以絕對多數票當選為西柏林市長。
1958年和1961年，兩次柏林危機先後爆發，把冷戰推向高峰，特別是後一次柏林牆危機，使東西方幾乎接近交火狀態。勃蘭特以一個冷靜、理智而又果斷的態度走上前台。他既表現出決不讓步的立場，同時又呼籲市民保持理智和克製，承認現實，避免事態的完全惡化，並采取一係列的補救措施，穩定市民情緒。正是由於勃蘭特等人的努力，柏林才得以從災難的邊緣挽救出來，簡直處於絕望的形勢才未能進一步惡化。柏林危機，也使勃蘭特的名聲大作，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資本。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聯邦總理阿登納的形象，同這位柏林市長比起來，也顯得相形見絀。在事件期間，勃蘭特對這位從波恩姍姍來遲的聯邦總理大人，表現出明顯的冷遇。
勃蘭特任柏林市長達十年之久，作為德國這個最大城市的總管，轄有200多萬人口的市長，幾乎獲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東西。就像柏林忘不了勃蘭特一樣，他也忘不了使他躋身德國政壇的這座基地。但如果認為勃蘭特的政治舞台僅限於柏林這一城之域，恐怕低估了這位政治家的雄心抱負。
1961年，擔任柏林市長僅四年的勃蘭特，就被他的黨推舉為總理候選人，同老態龍鍾的政敵阿登納角逐。勃蘭特在第一個回合的角鬥中失敗了。四年之後，聯邦選舉的大旗又一次拉起，勃蘭特繼續作為該黨的總理候選人，再一次走上競技舞台，同素有聲望的著名經濟家艾哈德競爭，結果又未如願。勃蘭特心事重重地回到柏林，繼續擔任他的市長職務。兩次政治角逐的失利，不但給社會民主黨帶來損失，埋怨、批評、指責審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而且也給勃蘭特本人很大的刺激。他曾一度萌發離開德國政治舞台的念頭。但勃蘭特畢竟是一個經受得住失敗考驗的強手，他比別人更能忍受痛擊，每當遭受失敗、煩惱、苦悶時，他就低頭沉思，在內心裏默默同自己的感情打交道，一旦從挫折中清醒過來後，他又回到競技場上來了。機會很快降臨，一年之後，聯邦政府爆發危機。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艾哈德政府宣布辭職。由各個主要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宣告成立。社會民主黨首次獲得參政機會，勃蘭特擔任副總理兼外長。大聯合政府的組成給社民黨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好處，它第一次在聯邦範圍內給社民黨提供了使居民相信這個所謂“永久的反對黨”具有參政能力的機會。這次參政的過程，使勃蘭特的領導能力，尤其是外交手腕第一次在聯邦政府的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他成功地扭轉了聯盟黨因長期推行“哈爾斯坦主義”而使西德外交走進死胡同的局麵，提出了大膽、靈活的“新東方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勃蘭特的這次參政，為他以後登上總理的權力寶座，創造了必要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