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濫用權力的人中，最卑鄙的人也許就是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關於此人以後還會提及更多）；他的兄弟李瀚章總督也是家喻戶曉的“無底洞”；他的兒子們無恥的貪汙行為也成為了人們的笑柄。最後，李鴻章和臭名昭著的腐敗分子李蓮英的親密關係，還有他本人對金錢的永不滿足的貪婪，以及他擔任總督時斂來大量錢財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這些事實讓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即無論李鴻章在擔任總督之初，有多麼的愛國，目標有多麼的堅定，但最終潰爛的腐敗行為迅速地從他本人發展到他管轄範圍內的每個行政部門，讓他的陸軍和海軍成為了一具空殼。在對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隨者們都忘記了要為國家負責任。1890年，他準許追隨者把艦長琅威理從海軍中驅逐出去，這破壞了他管轄下的唯一一支紀律嚴明、作戰有方的軍隊。因為李鴻章的默許，從那時候開始，艦隊和兵工廠變成了半商業半企業的性質，而毫無疑問的是，這種官方經營（受到日本的密切關注）導致了中國遭受失敗的屈辱。
無論在戰敗前還是戰敗後，李鴻章的擁護者都在努力表明，他之所以沒能夠組織有效的國家防禦係統，那是主要因為中國的權力太分散，而他的集權化努力因為各省總督的反對聲和獨立行政而失敗了。
從某種意義來講，李鴻章的改革還是地方性的嚐試，中國政府從來沒有采取一致的管理製度。由於這個原因，負責廣州、蘇州、南京和其他地方兵工廠的官僚，仍然是各司其職，把他們的經營管理托給不具專業技術知識或者沒有明確責任的親朋好友。但是從本質來說，李鴻章是一個維護地方傳統的人。
在李泰國-阿思本艦隊（1861年）的事件中，李鴻章作為江蘇巡撫十分反對清政府建立一支獨立於各省當局的大清帝國海軍的企圖，迫使京城方麵放棄這個計劃。後來當他擔任直隸總督時，野心驅使他支持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權製。他以身作則，倡導大刀闊斧的改革，然而他訓練的軍隊、建築的要塞、組織的艦隊、成立的兵工廠和軍事學校顯然都是地方性的；當和日本爆發戰爭時，對於中國的其他人來說，這就相當於李鴻章一個人和日本的戰爭。
李鴻章的海軍陸軍計劃和南方總督製定的海軍陸軍計劃的差異，以及近代中國艦隊中南洋水師和北洋水師的區別，隻有能力的不同而無動機方麵的差別。比如，主要是因為他的特殊優勢，才能讓李鴻章能夠在旅順和威海衛建立海港，而且可以從戶部獲得這種改革所需的資金。
李鴻章的海軍是地方性的，陸軍是區域性的，在這些事情上，他和其他總督級別的同僚一樣，都尊奉著中國古老的傳統。但是在他的生活記載中，沒有跡象表明他曾經試著根除這樣的傳統，或者說是要結束這種體製，即從一開始就明顯讓中國無法建立起可以對付西方列強的有效國防係統。那麼像他這樣一個有傑出才能的人為什麼會毫不反抗地繼續在這個體製下工作？他的智慧一定讓他意識到這種體製在國家危難時刻是注定失敗的。另外，我們在提出以上問題時還要麵對重要的財政因素，這是所有問題的根本。
地方行政係統隻是封建家庭體製和裙帶關係的發展結果，所以在骨子裏就存在著這種製度與生俱來的弊端。在這樣的地方體係中，李鴻章能夠（而且做到了）給親戚和追隨者提供官職，還給許多同鄉提供了職位。甚至他采用西方方法訓練的軍隊也招的是安徽籍老鄉，大多數軍官都是他的家族成員。指揮北洋艦隊的丁提督就是安徽人，但他的那幾位受過外國教育的軍官卻是福建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因此在琅威理上校在1890年離職後出現了家族搞陰謀的行為以及部隊紀律鬆散的局麵，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釋了為什麼日本能打勝仗。李鴻章承認並接受了這個體製，這相當於從一開始就放棄了所有合理的軍事原則。
李鴻章和所有親戚利用清政府管理的漏洞不斷獲取利益，同時如果這些艦隊在國內外給人留下了具有實力和明確目標的印象的話，他們就十分滿足了。當有人問到“虛張聲勢”被揭露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從忠實地工作和戰鬥在李總督軍隊中的歐洲人提供的證詞中找到答案。他們的話最終證明了官員的貪汙腐敗是中國戰敗的直接原因。李鴻章是這類腐敗的知情人和容忍者，所以應該為這次雄偉壯麗的軍備計劃慘遭失敗的結果負有直接責任。其失敗的原因不僅在於他任用的那些人，還在於他自己。
如果我們回頭看一看李鴻章獲得軍事權威聲譽的源頭，即他和戈登合作的那個時期，我們能發現他所表現的素質是人們期待官僚學者擁有的那種--睿智、非凡的策略、明哲保身的意識、書寫公文的才能。李鴻章自己也承認他和戈登的關係牽扯到雙方不斷的鬥爭，即戈登為了部隊及時的糧餉，而李鴻章為了逃避付錢。白齊文是一個能幹的指揮官，但就是因為同樣的金錢糾紛才投降了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