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場合，當那些為中國服務的歐洲人成為外交犧牲品或是被選為在京城進一步發展成高級政策的替罪羊時，李鴻章對他們都會表現出公平、真誠的愛。正是這樣的品質，讓李鴻章在天津的外國居民中受到了歡迎和尊敬。
在李鴻章前往莫斯科的前天晚上，天津當局為他舉辦了盛大的歡送宴會，這些歐洲人對他表達了看法。當時，宴會主持人祝賀這個老人“成功地度過了公眾侮辱的風暴時期，這反而成了這位政治家的最大榮譽”。在天津的人非常明白中國慘敗的真正原因，也完全清楚李鴻章對海陸軍管理中的腐敗行為所負有的責任，他們在表達這種看法時，有意或無意地描述了他們對李鴻章作為一個按良心來做事的優秀官員的欣賞。
這位老人在逆境中表現出的堅韌、剛毅和優雅、從容中，毫無疑問有些東西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義和團運動證明的那樣，這種美德一般從儒家哲學的良種中生長出來，而和土壤的質量沒有關係。對宮廷政治和政黨政治來說，李鴻章如果沒有太後的保護，他的巨大財富不會是防禦而會成為危險之源。他完全了解太後衝動和多疑的性格；他也知道如果她聽信了端郡王或其他政敵的勸告而與他為敵的話，他的命運和生活將陷入危機。然而他雖然清楚這些，仍然從容地穩步向前，不願為了大眾的呼聲或個人的陰謀而犧牲掉他那些不多的做事原則。
關於勇氣，李鴻章有著更為引人注目的道德品質。這是因為李鴻章往往因為其成功的冒險而為人所知。在他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之後與撚軍的對抗中，他通常不會在炮口下追求虛名，或者帶領部隊親自上戰場。他坦言欽佩曾國藩、左宗棠和戈登身上的勇氣，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裏對筆的喜愛遠遠超過了對劍的喜愛，他認為在戰場上的苦難經曆對一個優秀的人來說是不值得的。他意識到必須有人去麵對這些苦難，他知道軍事上的榮耀或許是掌握權力的最好捷徑，但在他的整個軍事生涯裏，他最為關心的是如何為國家為自己保住性命，因為生命在他看來是如此寶貴。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讓個人遭受危險的因素總是存在，但他並沒有表現出妥協或逃避的傾向。他用沉穩的勇氣玩著治國之術的遊戲，好像去冒險一般，即使這些危險有著激怒慈禧太後的可能性。
李鴻章在事業的發端時期，站在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文人學士的對立麵做了一件事，這引人注目地表現出了他的道德力量，這件事即1867年他給朝廷呈上了一份著名奏折，其中討論了中國對外關係（已在此前引用過）。另一個同樣引人注目的事情發生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在奏折中公開譴責了太後並警告她說不要再和義和團做瘋狂的事情。這篇文章的已經在《皇太後統治下的中國》一書中被翻譯過來，但它值得在這裏再次引用，因為這有助於我們弄清李鴻章的性格，以及他在國家危難時表現出的高尚勇氣：
“自古製夷之法，莫如洞悉虜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葉以來，外患漸深，至於今日，危迫極矣。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入都，毀圓明園，文宗出走，崩於熱河，後世子孫，固當永記於心，不忘報複；凡我臣民，亦宜同懷敵愾者也。自此以後，法並安南，日攘朝鮮，屬地漸失，各海口亦為列強所據。德占膠州，俄占旅順、大連，英占威海、九龍，法占廣灣，奇辱極恥，豈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於垂暮之年，得睹我國得勝列強，一雪前恥，其為快樂，夫何待言！不幸曠觀時勢，唯見憂患之日深，積弱之軍，實不堪戰，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以卵敵石，豈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數萬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為守者，不過二三千人，然十日以來，外兵之傷亡者，僅數百人，而我兵已死二萬餘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館非設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軍圍攻，已及一月，死傷數千，曾不能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