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葉培建自己的話說，他孩提時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強盜”的遊戲時，總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隻配當小兵。上中學時就大不一樣了，學習成績跑在最前麵，僅用兩年時間就讀完了初中的全部課程，被學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學，這是全省、乃至在全國都算一流的中學。上中學時他當過的最大官兒就是學習委員。年輕人本來就都有一顆不安分的心，那是風起雲湧的日子，正是孕育年輕人美好理想的年代，葉培建的理想就是當一名外交家。
高中畢業時他的各門功課都很優秀，在填寫大學誌願時，接受了軍人父親的教誨。父親說：國家正處於建設時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而他想搞飛機專業，因此他填報了北航、南航等大學，然而卻意外地被浙江大學錄取了，直到“文革”才知道，這是因為當年浙江省把省內很多優秀的學生留了下來。
但他畢業的時候，還是分配搞航天。他說：“這是緣份！”他來到航天部衛星總裝廠，從此與航天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心貼祖國的科學博士
1978年，國門剛剛打開，就撩撥起他繼續深造的欲望，他太渴望再讀一次書。就在這一年，他考上了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和50所兩個專業的研究生，後來又通過了出國資格外語考試，赴瑞士納沙太爾大學微技術研究所讀博士研究生。
瑞士的景致很美，瑞士的山高雪白，但這些都不能分散葉培建讀書的興趣，他是一個要做學問的人。當時國外還不承認我國的大學文憑，他用很短的時間就通過了同等資格考試，獲得了博士生資格。1982年《人民日報》在一篇文章中，曾介紹過他是如何通過語言關、資格關的。瑞士國土不大，教育卻很發達，製度嚴格。當時鄰國法國有國家博士、工學博士或科學博士、大學博士幾項學位，而瑞士僅有一項：科學博士。1983年，他以一篇論文，獲得了瑞士納沙太爾大學頒發的等同法國科學博士的證書。但是他不滿足，他要獲得一個瑞士的科學博士。又經過兩年的努力，他終於實現了這個目標。1985年，他獲得了納沙太爾大學的科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手寫中文計算機在線自動識別》。
在攻讀博士學位時，研究所每半天有15分鍾的休息時間，因為大家都在這個時間喝咖啡而被稱為“咖啡時間”，這個時間也成了葉培建對各國同事宣傳中國的時間。
20世紀70年代，中國已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可是一提起中國，在西方人的概念裏還是男人留著長辮子、女人裹著小腳的樣子。葉培建慶幸自己有著博覽群書的優勢，他教同事們講中文；向他們講源遠流長的中國曆史；講斑斕多彩的中國文化；講美麗神秘的西藏，字字句句充滿了對祖國的熱愛，並漸漸地有了一些影響。有一次還被邀請到瑞士一個協會為公眾專題講中國的西藏，那次演講糾正了不少人原先對中國的錯誤概念。
他出國後有人議論：小葉出身幹部家庭，父親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國，他不會回來了。但五年後的1985年8月，他剛剛完成學業，就踏上了祖國的熱土地。他說他要把自己所學的科學知識盡快用在中國的建設事業上。
他出國後所想的就是為祖國的強盛做貢獻。異國的環境、異樣的風情成為他骨子裏與生俱來的中華情結的最好背景。瑞士一家報紙曾寫過他的專訪。報道中說：他從不去酒吧，偶爾打打乒乓球。他說他不喜歡酒吧的氣氛，也不大看電影，他把周末的時間都用於看書和工作。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下工夫？”他說：“中國那麼多人，而派我出來學習，已經為我付出了很多，我知道肩上的擔子有多重，我應該努力，為國家做些事情。”他的努力刻苦是出了名的。
與衛星的不解之緣
回國後他先是在50所工作，參加了“紅外熱軸探測係統”的開發，為鐵路運輸提供現代化的設備。當時的條件很差，他和技術人員一起背著儀器乘火車，在晉煤外運的線路上，一站一站地采集數據，修正模型。沒有信息網絡就利用鐵路電話線傳輸數據構成係統。後來這個項目成為50所的拳頭產品，創造了可喜的經濟效益。
1995年，他作為技術負責人參加了深圳股票VAT網的設計，這是衛星應用技術的一個開拓性項目，利用衛星做股票交易，這個項目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深圳證券衛星通信雙向網1997年獲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深交所曾以年薪40萬元的高價聘請他，卻被他謝絕了。為了這件事，五院原副院長李祖洪經常對年輕人說：“你們這個葉總啊，要不是為了衛星上天，早就是腰纏萬貫的百萬富翁了。”每當聽到這話，他總是接上一句：“我們家三個兄妹中，我雖然收入最低，但學曆最高。”當時，麵對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萬的數字之差，他平靜如水。
他任院計算機工程總工程師十多年來，五院計算機應用從設計、製造、生產到管理全麵開展。他成為五院CAE技術的奠基人之一。科技集團公司CAE總工程師梁思禮院士曾經評價說：“五院計算機工作開展得很好，真正在型號中發揮作用了，是幾個院裏首先上INTERNET網的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