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3年到1920年七年多的時間裏，我對海軍事務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但我也知道，這不是我最終的人生追求。我不甘心做個平凡的人，我明白自己的目標，自己真正的職業還是做一名出色的政治家。
3．生命中最嚴酷的事
1920年，4年一度的大選又要拉開序幕。戰爭帶來的影響，使民主黨處境艱難，民眾的支持率也在逐年下滑。民主黨在舊金山舉行了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俄亥俄州州長詹姆斯·考克斯擊敗了對手成為民主黨總充候選人，並選擇了我作為他的競選搭檔——競選副總統。
盡管我已經大體上預見了這次選舉的結局，但是隨波逐流不是我的性格，我認為很多無望的事情經過艱苦的奮鬥還是會出現轉機的。即便是大選失敗，這種經曆依然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所以我迅速交代了海軍部的事務，隨即便與同事們揮手道別。在臨行前我對丹尼爾斯表達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感謝他7年多來對我的體諒、容忍以及教會了我如何在政海中前行的本領。
8月9日，競選運動的帷幕正式在海德公園村拉開。在此後的90多天裏，我絕大多數晚上在競選專車上度過。我毫不停歇地在全國各州旅行，每天通常是發表7次有時甚至是13次演說，總計演說次數高達近千次。與我同行的除了埃莉諾之外，還有宣傳人員斯蒂芬·厄爾利、總管馬文·麥金太爾、專職采訪記者斯坦利·普倫諾西等，路易斯·豪後來也從華盛頓趕來助陣。
3個月之後，開始投票，結果在我的意料之中，共和黨的哈丁和柯立芝當選。對於這個結局我很坦然，但我相信自己的道路不會就此結束。為了感謝競選團隊，我送給每人一副金質袖鏈扣，一顆上麵刻著我姓名的縮寫，一顆刻著受贈者的姓名縮寫。
選舉失敗後，我暫時退出了政壇，10年來第一次成為一個普通的公民。在陪孩子們度過一段輕鬆自在的休息期後，我決定開始出來工作。雖然我心中還堅持自己的政治抱負，準備尋找機遇重整旗鼓，但是眼下我更想到經濟領域嚐試一番。這時馬裏蘭信托儲蓄公司計劃在紐約開設分部，正尋覓合適人選。該公司經濟實力雄厚，主要從事證券發行擔保和海外投資等金融業務。公司認為我很適合紐約分部負責人這個職位，我欣然接受了邀請。另外，我還重操舊業，和幾個朋友在華爾街開設了一家律師事務所。
除了長子詹姆斯之外，我們一家人又搬回了紐約第65街的住宅。詹姆斯已經13歲，被送進格羅頓公學讀書。我知道插班生的辛苦，所以不管是詹姆斯，還是以後對其他幾個孩子，都是一年級的時候就送去入學。
我每天上午到百老彙的信托儲蓄公司上班，下午到華爾街的律師事務所料理業務。周末的時候我回斯普林伍德莊園，和那裏的鄰居和朋友聚會。
盡管我的生活看起來離政治漸行漸遠，但是我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人生理想，那就是像西奧多叔叔一樣成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我密切關注政壇上的各種變化，和已經解散的副總統競選班子成員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為1922年的中期大選做著準備。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21年8月，紐約的天氣酷熱，我們全家去坎波貝洛度假。到達坎波貝洛的第四天我便和同伴駕著遊艇到海上捕魚。一不小心從船上跌到了海裏，冰冷的海水讓我凍得瑟瑟發抖，晚上我覺得自己渾身無力，但沒太在意，以為是之前連日工作導致的疲憊。8月10日清晨，我們一家人乘著自己的單桅小帆船在芬迪灣附近遊弋。返程的時候，詹姆斯發現坎波貝洛旁邊的小島上的樹林起火了，於是大家一起去撲火。一家人奮力撲救了兩個小時，林火終於被撲滅。大家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我建議大家到海水中衝洗一下，沒想到海水冰冷刺骨，不得不趕緊上岸。我剛到家就發現了一批新郵件，我穿著濕衣服看了半小時的信件，突然覺得渾身發冷，雙腿的肌肉酸痛得更加厲害，我以為是早上著涼的緣故，就喝了點熱湯後早早上床休息，沒想到，半夜開始發高燒，體溫達到39度。埃莉諾請當地的貝內特醫生過來診治，醫生診斷是重感冒，建議臥床休息。8月12日，我的病情沒有緩解，體溫忽高忽低，不能走路，腿也不能動。豪得知我生病的消息，擱下工作來到我的身邊照顧我。
隨著病情的惡化，我的膀胱出現了問題，必須插導管才行，腰部以下的肌肉完全沒有力氣。8月25日，在專家的會診下確定我患上了脊髓灰質炎。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症”，是由脊髓灰質炎病毒引起的急性腸道傳染病，多發生於夏秋季節。患者在病毒潛伏期的症狀表現和感冒症狀相似，多汗發熱，渾身無力。潛伏期過去後，隨著病毒的入侵部位不同，患者會相應地發生局部癱瘓。病勢輕微的，一兩年內就能夠恢複，重者可能會出現癱瘓甚至危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