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就職演說中承諾的那樣，新政府打破傳統，立即采取了行動。由於經濟危機是被過度投機活動引起的經融危機觸發的，所以我決定首先是針對金融休克症下幾劑猛藥，於3月5日下午發布了總統通令：宣布全國銀行休假4天，禁止黃金、外彙買賣，以防銀行發生擠兌潮，保護黃金儲備；要求國會在3月9日召開特別會議。
3月9日，國會特別會議在戰時危機的氣氛中召開，並在幾個小時內通過了剛剛趕擬出來的緊急銀行法。晚上8時半，法案即經總統簽署生效。該法案授予總統管製信貸、通貨、黃金、白銀和外彙交易的緊急權力；為了解決銀行貨幣的欠缺，它委托各聯邦儲備銀行根據各銀行資產發行貨幣，授權複興金融公司用購買銀行優先股票的辦法給它們提供流動資金；為了恢複國民對銀行的信任，它規定由財政部對全國銀行采取逐個審查並頒布許可證的製度，審查合格者方給予重新開業的執照；為保護銀行儲備和阻止黃金外流，它授予政府以完全控製黃金動向的權力，其中包括對囤積和輸出黃金的行為實施嚴厲懲罰的權力。
為了在新政開始的關鍵時刻爭取全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3月8日我舉行了第一次白宮記者招待會。在輕鬆和諧的家庭氣氛中，我就金融情勢、緊急立法計劃、金本位、健全的貨幣和銀行擔保等問題回答了記者們的提問。這種方式既有助於在政府和新聞界之間架構一條良性的溝通渠道，也達到了政府通過傳媒穩定民心的功效。
隨即，財政部依據緊急銀行法采取行動，對全國的銀行展開檢查和整頓，隻有那些經審核鑒定為健全的銀行才有資格在3月13日重新開業，其餘的將依據健全程度對其進行清理、整頓、扶持、關閉或淘汰。
3月10日，我向議會提交了《重建美國政府信用法案》的提案。該法案由國會在星期六通過。3月13日，我再次要求國會履行結束禁酒的諾言，修改《禁酒法》，一個星期後，兩院即通過了《啤酒法案》。3月16日，我向國會提出了農業谘文，促使眾議院不加修改地通過了《農業法案》，4月18日，我接受了經過修改的《托馬斯新修正案》，《托馬斯新修正案》授權總統放棄金本位製、印製紙幣、鑄造銀幣、改變美元黃金含量的權力。6月16日，又增補了《農業信貸法》，成立了農業信貸局。3月21日，我再度提出《失業救濟谘文》，國會隻用八天就建立了“平民自然資源保護隊”，兩院先後通過了直接救濟撥款，並同時達到了救濟計劃的第三個目標——興建公共工程。接著，又通過了《房主貸款法》。4月10日，我提請國會成立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一個月後簽署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法》。5月10日，眾議院以325票對76票通過了《工業複興法案》，接著通過了《證券法案》，還通過了使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由聯邦保證銀行存款，並設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的《格拉蒂高爾法》。
在這段時間裏，我給每一天做好了詳細的安排：
8點半起床，在床上用完早餐後，開始閱讀幾份報紙，有《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和《先驅報》等，另外還要閱讀豪整理出的剪報；
10點半，到總統辦公室，接見來自各個地方、各個階層的訪客；在辦公室用完午飯後，就是處理信件並選擇性地回複一些信件；
下午3點，可能要出席內閣會議或記者招待會；
下午5點，如果工作結束，會進行各種運動鍛煉身體和放鬆精神；
晚飯後，在書房做第二天的工作計劃；
淩晨時分，上床休息。
我似乎認為自己有著無窮的精力，足以應付繁重的工作。
以上這段時期，人們稱之為“百日大戰”。這一百天，是拯救美國社會的一百天，是轉變美國曆史的一百天，是把美國搬上福利社會軌道的一百天。在這一百天中，重新振奮了美國民族精神，使美國看到了希望。我有理由表達對自己的讚賞和敬意。
實施新政的理想很美好，但現實還是很殘酷。當行政官員攻擊美國新政為“年輕律師的瘟疫降臨到了華盛頓”的時候，當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使新政嚴重受阻的時候，當那些蠱惑家們和激進派起來爭奪國家領導權的時候，新政陷入困境時，也讓我明白一個道理：新政不能期望企業界合作，不能期望利益集團來負起社會責任，必須爭取更為合理的收入分配，提高民眾的購買力。也認識到新政“不應為它所繼承的製度而受到指責”。於是，我便下定決心繼續實施新的計劃：削弱控股公司勢力，發動反托拉斯起訴，對大公司征收高稅率稅額，我決定向富人開刀——提高遺產稅，征收贈與稅，淨收入累進稅。緊接著，我敦促國會通過了《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稅收法》、《銀行法》，簽署了《全國勞工關係法》、《公用事業控股公司法》，並設立“農村電氣化管理局”，創辦非營利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