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新政不可能一勞永逸地醫治好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痼疾，但是它能大大緩和蕭條的衝擊，防止瘋狂下降而又陷入另一個苦難的幻滅的深淵，讓經濟慢慢從災難性的衰退中重新拉回到繁榮的軌道，也可以讓政府的防範能力更加強大。
榮譽不屬於評論家，也不屬於那些指出強者、實幹者的錯誤的聰明人，榮譽隻屬於那些有行動的人，屬於在佳境深知自己最終取得勝利的甘美，在逆境中慘遭失敗仍奮戰不惜的人。
1936年是大選年，我競選連任的活動也拉開帷幕。6月10日，共和黨代表大會在克利夫蘭召開。胡佛參加總統候選人提名競選，結果敗給了堪薩斯州州長艾爾弗雷德·蘭登。蘭登靠石油工業發家，過去曾經是西奧多的支持者。共和黨推出這位來自中西部的總統候選人，就是希望他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爭取農村地區的選票。1936年6月23日，民主黨代表大會在費城召開。在全體代表口頭表決後，我再次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我的競選搭檔還是加納。
在1936年4月18日，我最好的朋友和夥伴、政治天才豪去世。豪從1912年協助我競選紐約州參議員連任後，一直陪在我身邊，是我最倚重的政治夥伴。
在我遭遇危機時，豪總是鼎力相助，把我從低穀中拉出來。他死後，聯邦政府所有部門都降半旗，向這位優秀的政治家致哀。對我們來說，豪不僅是好朋友，還是家人。豪的妻子同意我在他的碑文上加上一行字：“總統無限忠誠的朋友、夥伴和顧問。”這幾個字是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
雖然我已經預料到豪會離開自己，但還是受到沉重打擊，很長一段時間情緒都很低沉。豪去世後，霍普金斯成為我最信賴的朋友。霍普金斯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家不同，他天性善良，對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有著強烈的同情心，當然這也跟他過去的社會經曆有關。他雖然不會在表麵上隨聲附和我，但是我知道他心裏對我無比忠誠。
1936年11月3日，大選結果出來了。我以2775萬票贏得了46個州，比共和黨的艾爾弗雷德·蘭登多出1107萬張選票。這不僅是美國政黨史上空前的大勝利，而且是共和黨自傑斐遜總統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自1932年大選以來，有500萬共和黨選民轉而擁護了“新政民主黨”。賓夕法尼亞、特拉華、康涅狄格這些牢不可破的共和黨的州，自1856年布坎南獲勝以來，首次轉向了民主黨。我幾乎贏得了25萬人口以上的每一個大中城市。
這次大選就像是對新政舉行的一次全民公投，我第一次真正地走到民眾的心中。我的對手蘭登也是個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他在爭取民權、控製企業界、反對三K黨等方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從1936年再次就職到1937年10月，我一直沒有放棄司法改革，因為隻有獲得司法支持才能夠維護新政立法，才能夠拯救民主製度，才能防止法西斯蔓延到國內。
長期以來，聯邦最高法院成為新政實施的最大障礙。之前一直沒要辦法擺脫司法部門對政府的擺布和羈絆。但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斃，我必須主動出擊，否則新政將不能走遠。
1937年2月5日，我向國會遞交《司法改革法案》。我在法案中提出：如同政府機關或其他行業發展過程中需要注射新鮮血液一樣，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也顯示法院需要新生力量。年老體衰的人無法適應複雜多變的環境，也無法客觀地評判新事物。如果年滿70周歲的聯邦法院法官不自動退休，總統將有權增派一名新法官，協助其開展工作。按照現在聯邦最高法院的情況看，需要增派6名新法官。新法官不會取代老法官，隻是增加了最高法院的法官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