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春秋時代的社會政治生活，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裏有非常精確的概括，即“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具體地說，可以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一事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的特點是王室衰微，大國爭霸，華夏與周邊少數民族部落的衝突與融合；後一階段，雖也發生了吳、越勃興，北上爭霸等事件。但是，總的說來“尊王攘夷”的旗幟已經黯淡，中原大國爭霸已進入了尾聲，華夏融合基本完成，各國內部的經濟、政治變化越演越烈。政治格局上，曾先後出現“卿大夫專權”、“陪臣執國命”諸現象，學術文化重心下移，從而為戰國時期更劇烈變革時代的來臨創造了條件。
春秋前期，自周平王東遷後，周王控製的土地日趨縮小，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一落千丈。隨著王權的淪落，諸侯對天子的朝聘、貢賦大大減少，王室的財政越來越拮據，周王常常不得不放棄天子的尊嚴，向諸侯國“求賻”、“求金”、“求車”。經濟上對諸侯的依賴，使其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受諸侯的擺布。天子共主的地位，已經名存實亡，籠罩在周天子王冠上的神聖光環，其黯淡消逝隻是時間問題了。
最先跳出來向周天子權威發起挑戰的是鄭莊公。此人不僅政治上深富韜略，軍事上也是頗有創見。他不被古法所泥，巧妙使用車、步兵，擺下“魚麗陣”，箭傷周桓王，大破周聯軍。從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傳統宛如明日黃花，一去不再複返，也由此揭開了春秋爭霸的帷幕。但是，由於鄭國位處四戰之地，國土不大，實力有限，鄭莊公隻能扮演“但開風氣不為先”的角色。真正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的是大名鼎鼎的齊桓公。他任用管仲，整頓內政，發展經濟，充實軍力。而後聯合華夏諸國抵禦戎狄的侵犯，“救邢存衛”。同時兵臨漢水，挫敗南方楚國北進的鋒芒，並召開葵丘大會，確立了自己作為中原霸主的地位。
齊桓公死後，齊國發生內亂，其霸主地位隨之喪失。這時，大國爭霸的中心遂轉為晉、楚兩國之間的較量。晉、楚爭霸鬥爭綿延了100多年，其中經曆了晉文公的圖霸、楚莊王北上爭霸和晉悼公複霸等幾個重要階段。在此同時，作為二等大國的齊、秦諸國也不甘寂寞，積極參與其中。
各大國在爭霸的同時，也積極向周邊“戎狄”部落進行征服活動。秦穆公“益國十二，遂霸西戎”；晉征服眾多的赤狄、白狄部落；齊滅萊夷；楚吞並漢淮流域的小國。同時，有些中原國家還與戎狄互通婚姻，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長期持續不斷的爭霸鬥爭，嚴重地消耗了各大國的實力，而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的發展，又使各大國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各大國都感到難以為繼。而各小國久苦於大國爭霸帶來的災難，更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喘息機會。在這種背景下，弭兵止武之議鵲起。公元前546年，在宋國向戌的倡導下，十四個諸侯國代表在宋國舉行了一次弭兵盟會，以各小國承認晉、楚為共同霸主的方式結束了晉、楚兩國軍事抗衡的局麵，大國爭霸戰爭從此走進了尾聲。
曆史進入了春秋後期，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是諸侯國內部卿大夫強宗的崛起和國君公室的衰微。當時，各大國的諸侯，均被連綿不斷的兼並、爭霸戰爭拖得疲憊不堪，這樣就給各國內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得以榨取民眾的剩餘勞動積累財富和損公室利民眾的方式收買人心。這種情況的長期發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漸強大起來，成為政治生活中的主角。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期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時已變為“自大夫出”了。
強大起來的卿大夫之間，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並，進行激烈的鬥爭。在這一過程中，晉國的趙、韓、魏，齊國的田氏家族，由於代表著社會進步的方向，而最終成為鬥爭的勝利者，贏得了政權。
以上便是春秋社會的政治大勢，在這一大環境下，任何一個軍事家和軍事思想的產生，都無可選擇地要滿足和服務於爭霸戰爭的需要，要立足於反映新生社會政治力量的基本立場和用兵宗旨。
在軍事上，和春秋雲詭波譎的政治生活相輔相成的孿生物便是波瀾壯闊、神奇瑰麗的戰爭景象。眾所周知，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伴隨著春秋政治格局錯綜複雜的演化，春秋社會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呈現出次數頻繁、交鋒激烈、空間寬廣、樣式多種的新氣象，戰爭作為政治鬥爭的最高形式，占據了春秋社會活動中顯著的地位。在春秋300年左右的時間裏，各種戰爭此起彼伏，史不絕書。
春秋一代，戰爭的頻繁和激烈程度是夏、商、西周時期所不能想象和無法比擬的。近300年的時間，爆發的戰爭不下數百次。可謂烽煙迭起，戈戟迸擊，你砍他殺，血雨腥風。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戰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