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戰爭榜上比較重要而典型的有：鄭莊公克段之戰，鄭、衛製北之戰，鄭、衛、宋東門之戰，鄭抗北戎之戰，周、鄭糸需葛之戰，齊、魯長勺之戰，晉假途滅虢之戰，宋、楚泓水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崤之戰，晉、齊鞍之戰，晉、楚鄢之戰，晉、楚鄢陵之戰，吳、楚柏舉之戰，吳、越槜李之戰，吳、越笠澤之戰等等。
這些戰爭就對象和目的而言，可以劃分為幾個基本類型：華夏族與戎狄各部族間的為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諸侯爭霸與大國兼並的戰爭；周王為挽回失勢而征伐諸侯的戰爭；下層民眾為反抗暴政而舉行的軍事鬥爭；統治集團內部為爭奪權力寶座的戰爭；新興勢力向舊勢力奪權的鬥爭等等。其中，諸侯爭霸與大國兼並戰爭是當時戰爭活動的主流。從戰爭自身所涉及和包含的內容看，當時的戰爭已經基本包舉了古代戰爭的方方麵麵，戰爭的種類已相當齊全，這反映出戰爭業已高度成熟，這對於軍事理論的相應總結來說，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
春秋時期的戰爭，其作戰樣式和指揮藝術也是前人所不能望其項背的。一般而言，大方陣的車戰是當時作戰的主要樣式。然而自春秋中期起，由於井田製的衰落，“國”“野”畛域的泯滅，原來隻能由貴族承擔的“執幹戈以衛社稷”的職責，此時，普通的“野”人也參與其中，成為“國之幹城”。隨著“野”人的大量湧入軍隊，軍隊的規模和數量急劇增加，戰爭的場麵也為之改觀。隨著武器裝備的改進以及與戎狄步兵作戰的需要，步兵重新崛起了，步戰再次在軍事鬥爭中發揮出強大的威力。這在多山的晉國和南方吳、楚、越諸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同時水軍也漸漸興起，不再像商、周時代那樣單純地起運輸作用，水戰在南方地區開始盛行。商代萌芽的單騎，到春秋晚期有了初步發展，這樣就更為有力地推動了戰爭樣式的複雜多樣。
除了堂堂之陣的正麵會戰之外，城池攻守戰、要塞爭奪戰、伏擊包圍戰、奇襲突擊戰、迂回奔襲戰以及誘敵而殲之等戰法，也進入了角色，並有所發展。如製北之戰中鄭軍正合奇勝，痛擊協助衛國作戰的燕師；糸需葛之戰中鄭軍集中兵力，攻敵虛隙；晉假道滅虢之戰中一石二鳥，兼並對手；長勺之戰中魯軍善察戰機，後發製人；城濮之戰中，晉軍退避三舍，擊敵先弱後強；崤之戰中晉軍預設埋伏，大創聚殲；三駕之戰中晉軍疲弊對手，爭取主動；雞父之戰中吳軍晦日出兵，出敵不意；柏舉之戰中吳軍迂回奔襲，連續作戰；笠澤之戰中越軍兩翼佯攻，中路突破等等，都是春秋戰爭史上精彩卓越、膾炙人口的篇章。同時，當時的戰爭指導者也普遍注意將軍事鬥爭與政治、外交鬥爭結合，並重視智謀韜略，利用戰略地理環境，強調爭取與國，注重靈活用兵布陣，加強軍隊建設，提倡用計謀惑敵誤敵，從而使當時的戰爭不斷呈獻出新的麵貌、新的氣象。
當然，春秋社會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並不平衡。與此相適應，春秋時期的戰爭也可以按其主要特點，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戰爭受舊軍禮的製約和影響，明顯帶有溫和色彩，像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鄢之戰中，楚軍指教晉軍如何逃跑；鄢陵之戰中晉將卻至“免胄而趨風”，向敵國國君致敬，放過鄭伯等等，就是這方麵的例證。但是到了春秋晚期，戰爭活動則更多地打上激烈詭詐的烙印。班固在《漢書·藝文誌·兵書略》中形象地說明了這種現象“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泓水之戰中那個大名煊赫的“蠢豬式的人物”宋襄公便是這一轉變時期舊軍禮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