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傑出思想家之所以登上曆史舞台，既是他際會時代風雲的產物，也是他本人所處的地域文化環境熏陶孕育的邏輯結果。俗話說：“人靈地傑。”齊國是一個社會政治環境開放，文化特質充滿活力，特別是兵學傳統悠久博大的國度。孫子生於斯，長於斯，不知不覺間，就從這片富饒肥沃的文化國土裏汲取了豐富而充足的營養。可以說，正是齊國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代兵聖——孫武，就恰如儒家宗師——孔子，隻能誕生於周代禮樂文明充分保留的魯國一樣，這是曆史的必然。
齊國的始祖是那位無餌釣魚，願者上鉤的薑太公呂尚，此人文韜武略，曾輔佐周文、武王討滅商紂，功居群臣之首，被周武王尊稱為“師尚父”。周武王滅商後，大封諸侯，“以藩屏國”，呂尚被封於東夷勢力強大且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東方，國號為齊。
呂尚就國後，在齊地所遇到的局麵比較困難。經濟上齊地很落後，人口稀少，土地貧瘠；“齊地負海瀉鹵，少五穀，而人民寡。”（《漢書·地理誌》）政治上極不穩定，東夷族與殷商有著很深的感情，敵視周族，甚至，東夷族的分支萊夷族還以武力阻止呂尚東進建國，而且呂尚又不是周室的同姓，一旦有重大事情不易像魯國那樣得到周室的全力支持。在這種非常艱難的情況下，呂尚毫不畏懼，再次施展其超人的智慧，采取了一係列高明有效的措施，來開拓局麵，建國安邦。
第一，在民族關係上，對當地東夷、薄姑等族采取“因其俗，簡其禮”的政策，軟化其反抗立場，調和民族關係，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大局，這一點在開國之初，尤為重要。所謂“因其俗，簡其禮”，它的實質就是不強製去推行周人的那一套“禮樂文明”，而是因襲、順應東夷等人的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呂尚的這一方針，為後代齊國統治者所遵循。它的長期實施，導致了“人民多歸齊”的大好結果。當然，呂尚對於那些不肯順從，甚至以武力進行反抗的，則是毫不手軟，以牙還牙。比如，對萊夷族的反抗，呂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予以平息，避免引起惡劣的連鎖反應。
第二，在經濟上，針對齊地經濟落後而自身具有某些優勢的特點，因地製宜，講求實效，大興工商，改造土壤，植桑養蠶，通漁鹽之利。“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這一國策千餘年中一直得到了推行，使得齊國富國強兵：“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強國。”（《鹽鐵論·輕重》）同時，工商經濟本身具有開放、進取的特點，這就為齊國文化注重實用、兼容並取特色的形成創造了契機。
第三，在政治上，呂尚主要采取了兩條措施：第一條是用人政策，“舉賢而尚功”。《漢書·地理誌》記載，當年薑太公受封時，周公曾詢問他如何治理齊國？太公的回答簡單明了：“舉賢而尚功。”就是在用人問題上采取不計出身，唯才是舉，不重名分，以功為尚的政策。呂尚在齊國采取的這條開放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比較客觀公正地選拔了一批人才。這樣，就使呂尚把他從西周帶過來的人與本地人結合起來，打破了周人與當地人的界限，使他們拋棄前嫌，合作共事，共建家園。既發展了經濟，又穩定了人心，可以說是一舉兩得。賢者雲集，則事業興旺。呂尚的這一方針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齊國很快興盛發達起來。而位處泰山南麓魯國的統治者伯禽奉行“尊尊而親親”的用人方針，這是一條閉關自守，任人唯親的用人政策，使魯國一直固守疆土，無所作為，夾於齊、楚之間，國力日衰。兩相比較，呂尚的用人政策無疑高出一籌。“舉賢而尚功”的方針後來也成為齊國的一條基本國策，它的推行，對於齊國開明政治環境的形成，各種學術思想的活躍，自然不無重大的意義。
另一條政策是禮法並用。《漢書·地理誌》載：“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這表明在治國方法上，齊國不同於魯國“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傳·定公四年》）的做法，而是不拘泥於禮教，注重霸道與法術，造成禮法結合，道法一體。具體地說，就是一方麵，運用教育的手段，教育民眾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樹立正確的道德標準，以便形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麵，祛邪扶正，揚善懲惡，以法令治天下，確保教育的成果，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二者並行不悖，相輔相成。這種重實效、尚時變的開放政治精神，對於思想的開放和兼容，傑出思想家的湧現並展現其才華，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