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社會環境中，齊地的文化以其獨特的麵貌出現在漫長的曆史長河中，並為孫子及兵學的誕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圍。
首先，齊國的社會環境鑄就了齊地民眾的獨特資性。這就是《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齊俗寬緩闊達，而好議論”，使齊民眾易於“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我們知道“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乃是中國古代兵學的一大傳統，齊人“足智”尚謀的地域文化傳統，對於兵學理論的構建，是一種文化上的推動。孫武長於齊國，這種地域文化精神勢必會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另外，齊人“闊達”、“舒緩”這一國民心理，反映到學術上，就具有寬容精神。在與外界接觸中，齊人容易接受新觀念、新思想，並擇善而從，加以必要的改造為己所用，發展豐富自己的主體文化。這一點反映在孫子的身上，就是他遷居吳國以後，同出身楚國貴族、深富韜略的伍子胥過從甚密，切磋學術，從而自己增加了對南方軍事文化的理解，擴大了視野。
其次，齊國的社會環境導致齊國學術獨具的特點。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的產物，齊國順應民俗、注重民生、講求功利、並用禮法的社會大環境，使得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齊國文化具有注重實用和兼容博取的兩大特點。齊國的實用之學相當發達，在數學、醫學、植物生態學、土壤分類學、天文學、地理學、化學等方麵，均有重大的建樹，在當時處於領先的地位。如《考工記》的作者是齊人，名醫扁鵲也是齊人。這種實用之學的發展，對於兵學的進步具有一定的關聯，因為兵學是一門實用之學，它不尚空談，以現實利害為依據，重視解決實際問題。孫子強調用兵作戰要“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的思想，正是齊國這種講求功利，注重實用特點在兵學領域的具體反映。所以孫子及其兵學的誕生，當與齊國注重實用的學術相一致。齊國學術的又一特色是兼容博采。齊國的學者善於將各家各派的思想融會而兼取，從而形成嶄新的學術風貌。如管仲、晏嬰的思想就兼有儒、道、法等多元思想的傾向。孫武之後的田桓公開始設立的“稷下學宮”則更充分地印證了這種現象。當時，田桓公在國都臨淄的稷下設置學宮，“設大夫之號”，招攬學者。到了齊威王、齊宣王時，稷下學宮人才濟濟，竟達1000多人，共中還包括思想大師孟子和荀子這樣的人物。這些學者在享受優厚待遇的同時，“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事主”，並展開學術辯駁和交流、整理典籍和文化。齊國的這種文化氛圍對孫子兵學的誕生提供了適宜的溫床。縱觀《孫子兵法》全書，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既充滿了齊文化積極進取、注重實用理性的精神，又不乏南方文化特別是吳楚文化的陰柔辯證的特點。如孫子將“道”列為五事之首，強調從政治的高度考慮軍事問題，顯然是孔子代表的儒學思想的滲透；“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的治軍觀，強調“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則明顯地留有早期法家思想的痕跡；至於全書所充滿的樸素辯證思想，那可以說是老子學說影響的結果了。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當然，毫無疑問，孫子之所以能夠誕生於齊國，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齊國是一個軍事大國，具有悠久深厚的兵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