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大的軍事實力是齊國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堅實後盾。齊國自西周太公治齊到戰國後期，始終是東方地區首屈一指的諸侯大國。這一局麵之所以得以維持，實賴於齊國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夠在諸侯兼並，爭霸鬥爭中戰勝強國，日趨強盛。而軍事強國的客觀環境，則有力地推動著兵學傳統在齊國的形成和發達。而這一切，恰好又讓孫武趕上了。
齊國的始祖呂尚本人就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軍事家。他在輔佐周文王時，打入殷商內部，在朝歌屠牛賣飯，暗合文王，刺探敵情；當文王被囚，他出謀劃策，陰賂左右，使文王得以釋放，繼而又離間紂王之君臣以達分化瓦解之目的；當他回到文王身邊成為太師後，迅速伐崇、密須、犬夷，造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一舉奠定了消滅殷商的堅實軍事基礎。特別是當他輔佐周武王，成為“師尚父”，揮師進軍殷都朝歌的決戰中，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當時，在進軍的途中，武王姬發的乘騎聞驚雷而震死，周公旦欲罷兵，呂尚以秉德伐殷、解民眾於水火而釋之，揮師急進；當將士們乘船渡河時，船壞於水中，武王心中狐疑欲止，呂尚以為父報仇、令死無生而釋之，並令毀橋破舟，以示決心，號令大軍以攻無不克的氣勢，克服重重困難，晝夜不息，以強行軍、急行軍的果敢之舉，提前趕到與殷軍決戰的牧野，並以逸待勞，不等殷師站穩腳跟，使千軍竟發，萬眾一心，大獲全勝，推翻了悠悠五百年的殷商統治；當分封齊國，萊夷族舉兵反抗時，呂尚又毅然決然徹底擊潰之。這些豐富多彩的軍事實踐，實際上也是呂尚軍事思想在戰爭中的具體運用。故史稱“天下三分，其二歸同周者，太公謀居多”（《史記·齊太公世家》）。又說“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同上）。呂尚的個人經曆和麵臨的社會鬥爭現實，決定了他重視軍隊和國防的建設，以此為立國之本，從而為齊國確立千餘年的東方軍事大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春秋前期，齊國曾作為著名的軍事強國雄踞東方。公元前706年，北戎攻打齊國，鄭國派太子忽率軍救援，齊僖公想把公主嫁給這位鄭國太子忽，可是遭到對方的婉拒，理由是齊國強大而鄭國弱小，這樣的婚姻自己擔當不起。由此可見，此時齊國的國勢已經遠遠超過兩周之際出足風頭的強國鄭國了。
自齊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推行新政，在軍事上“作內政而寄軍令”，更有力地增強了齊國的軍事實力。
“作內政而寄軍令”是一項重要的軍事製度。它的特點是兵農合一、軍政一致，確保全國上下能夠“卒伍整於裏，軍旅整於郊”，從而做到“守則同固，戰則同強”。管仲曾經這麼說過：“君主如擁有這樣組織起來的三萬人馬，並遵循正義的原則運用這支力量，誅討無道，輔佐周天子，那麼普天之下，任何大國都是無法與之抗衡的。”這表明這種行政組織與軍事組織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製適應當時齊國軍事鬥爭的需要，為其軍事大國地位的進一步鞏固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齊國還實行以兵器贖罪的製度，這使得齊國“甲兵大足”，為齊國保持軍事強國地位提供了充實的物質基礎。
管仲推行的軍事改革，使得齊國的軍事實力迅速增強，齊桓公憑借著這種軍事優勢而一躍成為春秋第一位霸主。他在位期間，曾多次統率眾諸侯國擊退戎狄周邊少數民族的侵襲，救邢存衛，還力挫南方強楚北上中原的勢頭，大會諸侯於葵丘，“帥諸侯而朝天子”（《國語·齊語》），成就了一代霸業。
齊桓公去世後，齊國由於內亂而喪失了霸主的地位。但即便在這段時間裏，齊國也依然是軍事大國而“常強於諸侯”。據《左傳》記載，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的244年間，由齊人掌握主動權發生於齊國境外的軍事活動，包括征伐、遠戍、築城、示威以及軍事會盟等等，共計170餘起。齊國軍隊兵鋒所及的國家，有魯、宋、衛、燕、厲、鄭、楚、秦、晉、莒、吳、盛、徐、鄣、北戎、蔡、戚、盟、向、遂、山戎、郯、萊、紀、許等30餘個國家和地區。這其中，有不少戰爭具有開時代風氣之先的地位。如公元前550年齊莊公乘晉國欒氏之亂起精銳之師西越太行山，遠距離奇襲晉國腹地，取得戰役上的勝利，就開創了中國古代運動作戰的先例，顯示了“兵以詐立”的嶄新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