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整個春秋戰國，齊國在諸侯列國中，是唯一個從西周初年至戰國晚期始終對天下形勢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大國。
由於齊國軍事大國的悠久曆史，以及豐富多彩的戰爭實踐，促成了齊國兵學文化的高度發達。具體地說，齊國兵學的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是以“軍法”為主體的創始及初步發達階段。齊國的創始人薑太公是齊國兵學的奠基人。他在興周滅商平定殷民叛亂的軍事實踐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完備兵學理論體係。《史記·齊太公世家》裏有雲：“周西伯昌之脫裏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言兵，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由於薑太公在中國古典兵學構築方麵而作出的傑出貢獻，所以後世經常將許多兵學著作直接依托在他的名下。《漢書·藝文誌》著錄《太公》237篇，其中《謀》81篇，《言》71篇，《兵》85篇。《隋書·經籍誌》則著錄《太公六韜》五卷、《太公陰謀》一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金匱》二卷、《太公兵法》六卷等等，都是這方麵的明證。這類著作雖為托名之作，且大多已散失，但它表明，經薑太公的創始，齊國兵學的傳統的確得到了確立。
不過，自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的兵學，其載體主要表現為“軍法”，而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兵法”。所謂的“軍法”與“兵法”的區分，也即“廣義的軍事藝術”和“狹義的軍事藝術”之別。“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而“軍法”則多帶有條例和操典的性質，它包括軍賦製度、軍隊編製、軍事裝備、指揮聯絡方式、陣法和壘法、軍中禮儀與獎懲措施等。它一般屬於官修文書的範疇。由於它是古周禮樂文明在軍事領域的集中反映，所以又可以稱之為“軍禮”。
第二是以“兵法”形成並占主導地位為標誌的高度成熟繁榮階段。春秋戰國之際，隨著社會變革的日益加劇，戰爭進入了相應的嶄新階段。當時的戰爭指導者，開始拋棄舊禮製的束縛，使戰爭藝術呈現出奪目的光彩。這集中表現為戰爭規模的擴大，戰爭方式的變化和作戰指導的進步。這中間最為突出的是“詭詐”戰法原則的流行，過去那種“結日定地，各居一麵，鳴鼓而戰，不相詐”的堂堂之陣戰法遭到否定。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原先反映奴隸製社會軍事禮樂文明的“軍法”傳統自然趨於式微，而代表新興勢力的兵學要求的“兵法”則蓬勃興起，成為兵學理論領域中的主導力量。在這個形態的轉變過程中，齊國同樣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而孫子兵學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產生的齊國兵學乃至中國古典兵學中最傑出的作品。
繼《孫子兵法》之後，《孫臏兵法》等兵學著作進一步豐富了齊國兵學的內涵，使“兵法”不斷趨於成熟和發達。而齊國也正是依賴於兵學發達這一優勢，在戰國兼並戰爭中處於主動的態勢，長期保持東方強國的地位，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第三是在學術融會大背景下的總結綜合階段。在戰國中晚期，中國古典兵學的發展又出現了一次新的飛躍，這就是當時的兵書戰策充分汲取了諸子百家的政治倫理學說，並開始進入兼融綜合、全麵總結的階段。這個過程始於《尉繚子》、《吳子》等兵書的成書，並以《六韜》和《管子》的問世與流傳為最顯著的標誌。
從以上齊國兵學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出，齊國兵學源遠流長、“富甲天下”、博大精深、異彩紛呈，在先秦諸侯列國中是首屈一指的。先秦時期最主要的兵學著作大部分都誕生於齊國大地，北宋神宗命人編選的《武經七書》中，先秦兵書共收五種，其中屬於齊國兵學係統的就有三種：《司馬法》、《孫子兵法》與《六韜》，而《吳子》和《尉繚子》亦多和齊國兵學有關。因此，我們可以說，在齊國兵學傳統這樣一個極其深厚的土壤裏，孕育出一代偉人孫武，造就一部千古奇書——《孫子兵法》，絕不是偶然的曆史現象。
事實的確如此，齊國就是軍事家誕生的搖籃，是兵學巨著的策源地。孫子生長於這樣的國度，絕頂聰明的他當然要抓住這個搖籃所給予他的一切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