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述吳軍柏舉奏捷，勝利入郢之前，我們不能不先回溯一下吳楚之間那數十年來風風雨雨恩怨糾葛的曆史。
公元前546年，宋國向戌倡導諸侯列國弭兵會盟之後，中原地區出現了相對和平的局麵，當時，晉、楚、齊、秦四大強國，都因國勢趨於衰弱，國內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了對外擴張爭霸兼並活動的步伐。與此同時，偏處於東南部的吳國和越國則先後興盛起來，開始加入大國爭霸的行列。由此，戰爭的重心也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淮河流域，從中原諸侯國轉移到了楚、吳、越諸國。吳楚柏舉之戰正是這種戰略新格局背景下的產物。
吳國建國的曆史相當悠久，但自西周至春秋前期，由於它地處東南一帶，遠離中原文化腹心，因此，雖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疆域有所開拓，但是總的來說，吳國在列國中並不顯眼，影響也比較有限。然而，自春秋中葉起，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吳國在大國爭霸的局勢中逐漸嶄露頭角，成為當時迅速崛起的新興國家。尤其是其第十九代君主壽夢登位後，虛心向周圍和中原的先進國家學習，改良政治，發展經濟，繁榮文化，擴大對外交往，加強軍隊建設，使吳國曆史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吳國的迅速崛起，就與其西邊的強國楚國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和衝突。當時楚國在中原爭霸鬥爭中落於晉國的下風，不得已隻好把兼並的鋒芒指向相對較弱的近鄰吳國，這樣就勢必引起吳國的不安和抵抗。而吳國為了進一步開拓，也不可避免要視楚國為自己前進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兩國之間兵戎相見自然而成為雙方關係中的主流。
晉國的介入，更使得吳楚之間本已十分緊張的局勢火上澆油，一發而不可收。
晉國出於同楚國爭霸鬥爭的需要，采納楚流亡大臣申公巫臣的建議，主動與吳國締結戰略同盟，讓吳國從側麵打擊楚國，以牽製楚國勢力的北上，吳王壽夢二年，晉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吳國，讓他帶著特殊的使命，一步步地實現晉國扶植吳國、借吳製楚的戰略目標。
日漸強大起來的吳國，正需要尋找大國作自己的後台，以增加自己在列國角逐中的籌碼。現在晉國主動找上門來，自己何樂而不為，於是就欣然接受晉國的主張，堅決擺脫了對楚國的臣屬關係，並積極動用武力，同楚國爭奪淮河流域，逐漸成為楚國的強勁對手、心腹之患。
巫臣通使吳國，還給吳國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軍事文化和戰術，促成吳國軍事實力的增強。原來吳國地處南方水網地帶，軍事上以水戰為主，陸戰隻有少量的步兵。巫臣給吳國帶去兵車，並“教吳乘車，教之戰陣”，這樣一來，吳國開始擁有自己的車戰兵團，兵種配置更加齊全，能夠適應各種複雜的戰場情況，從而逐漸抵消了楚國在兵種和戰法上的固有優勢。
自壽夢開始，曆經諸樊、夷末諸王，直至吳王僚，前後60餘年間，吳、楚兩國互相攻戰不已，爆發了10次較大規模的戰爭。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公元前584年的“州來之戰”、公元前570年的“駕之戰”、公元前525年的“長岸之戰”、公元前519年的“雞父之戰”等等。在這10場戰爭中，吳軍全勝6次，楚軍全勝一次，雙方互有勝負3次．總的趨勢是楚國日遭削弱，國勢頹落，吳國兵鋒咄咄逼人，漸占上風。
可是就在吳國勢力日益發展的情況下，楚國也參照晉國聯吳製楚的做法，如法炮製，伐謀伐交，拉攏東方的越國從側後威脅吳國。而北方齊、魯諸國憚於吳國的坐大，也多有不安，因此從各方麵對吳國施加壓力，這樣一來，吳國在戰略上便處於三麵受敵的局麵。吳王闔閭弑僚登基之時，所麵臨的就是這樣的形勢。
吳國要在這樣複雜的“國際”環境之中求得生存，謀取開拓，就必須在三個方麵中選定一個首先進攻的方向，重點突破，帶動其餘，從而最終實現“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稱霸中原的戰略目標。孫武、伍子胥等人出於對全局利益上的戰略考慮，向吳王闔閭提出了首先集中力量打擊楚國的建議，並為闔閭所欣然接受。
曆史證明孫武等人的戰略選擇是正確的。
因為吳國如果首先發兵進攻北邊的齊、魯諸國，不但師出無名，沒有必勝的把握，而且正如後來伍子胥對夫差所分析的那樣，“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即使取得一些勝利，也不能從中獲得多少實際利益。同時，吳國在當時諸侯的眼中，尚屬於未曾十分開化的蠻邦。相反，齊、魯則是立國悠久的“禮義”大國，在列國中素具威望，吳國要進入中原列國的圈子，有賴於它們的認可和提攜。所以吳國此時不能貿然先攻打齊、魯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