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吳國此時先進攻南麵的越國，這在軍事上、政治上也不是最佳的選擇。吳、越兩國人口、麵積、國力等方麵都相差不大，派去攻打越國的軍隊如果少了就不能必勝，多了則國內空虛，會給楚國提供可乘之機，使吳國兩麵受敵，陷於被動。而且越國地處吳國的更南麵，距離中原更為遙遠，文化比吳國還要落後，即使戰而勝之，在中原各國中也產生不了多大的影響。
當時隻有首先進攻西邊的楚國，才是吳國唯一正確的選擇。這是因為：第一，楚國立國已久，地廣兵眾，位居上遊。長期以來它兼並小國，爭霸中原，亡吳之心不死，是吳國最大的心腹之患；第二，楚國當時麵臨的困難形勢為吳國伐楚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這個時期楚國的形勢是：民眾疲憊困頓，財力空虛匱乏，奸佞當道亂政，國君昏庸無能，君臣離心離德，局勢動蕩不安，政治日趨腐敗，矛盾複雜尖銳，社會秩序混亂，外交陷於孤立，軍令不能統一；第三，從當時的“國際”形勢來看，吳國攻楚在外交上也能夠處於主動有利的地位。晉國的積極支持自不必說，齊、魯諸國雖然忌憚吳國的勃興，但更畏懼憤恨楚國，所以將基本保持中立。至於越國，雖為吳國的夙敵，但此時其整體實力畢竟略遜於吳國，又剛剛被吳國所打敗，當沒有足夠的力量主動向吳國進犯。
由此可見，在這個時候首先進攻楚國正是大好時機。孫武等人所以能夠透過各種表麵現象看到問題的本質，在錯綜複雜的情況中及時、準確地捕抓住主要矛盾，這正是他們高瞻遠矚，具有卓越的軍事戰略思想的突出體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吳國以楚國為首要進攻對象，發動柏舉大戰打擊楚國，乃是吳楚之間長期恩怨糾葛、兵戎相見的必然結果，也是孫武、伍子胥等人高明戰略決策的邏輯歸宿。
戰略方針既已確定，吳國全國上下便積極動員起來，為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吳國雖然在對楚長期戰爭中逐漸占據主動地位，但是就兩國整體實力而言，楚國比吳國還具有一定的優勢。這首先是楚國擁有一支相當規模且實戰經驗豐富的軍隊，數量達20萬人之多，兵種齊全，裝備先進精良，有“楚之為兵，天下強敵”之譽。其次，被孫武等人預作為攻取目標的楚都郢城，雄偉堅固，易守難攻。第三，興兵伐楚，攻打郢城，就必須深入楚國腹地，行師千裏，而“勞師襲遠”曆來就是兵家之大忌。吳軍隻有數萬之眾，要順利完成既定戰略計劃，更是難上加難。
孫武對這種戰略態勢是洞若觀火的。所以當公元前512年他初任吳國將軍之年，就針對闔閭在急於求成的心態驅使下提出立即大舉發兵攻楚的打算加以諫阻：“民勞，未可，待之。”（《史記·吳太伯世家》）要求闔閭沉著冷靜，等待時機，以圖後舉。
不過孫武等人並未消極地守株待兔。他們的厲害，就在於他們從不消極地等待敵方出現破綻，而是積極運用謀略，主動創造條件，完成敵我優劣態勢的轉換。疲敵誤敵，翦楚羽翼，積蓄實力，捕捉戰機，積小勝為大勝，創造從根本上打垮和削弱楚國的條件，就是孫武等人在柏舉之戰展開之前所從事的主要工作。
翦楚羽翼，這是孫武等人在這方麵的第一步妙著。原在吳王僚時伐楚的掩餘、燭庸二公子，為王僚的同母胞弟。因王僚被弑身亡，二公子被迫另謀出路。其中公子掩餘投奔徐國（今安徽泗縣北），而公子燭庸投奔鍾吾國（今江蘇宿遷縣東北）。徐和鍾吾都是楚的屬國，對二公子來奔，自然給予接納。二公子以它們為基地，積蓄力量，伺機反撲，與闔閭為敵。公元前512年，闔閭為清除吳王僚的殘餘勢力，脅迫徐國和鍾吾國分別交出二公子。兩國自恃有楚國做靠山，拒不交人，而是資助二公子，讓他們直接去投靠楚國，尋求庇護。闔閭聞訊後怒不可遏，與孫武、伍子胥一起，率兵征伐這兩個小國。戰鬥進行得很順利，吳軍先是攻占了鍾吾國，將鍾吾國君活捉緝拿。而後又進兵徐國，堵壅山水以灌之，乘勢滅掉了徐國。徐國君主章禹隻身出逃楚國。徐和鍾吾兩國雖小，但戰略地位卻比較重要，長期以來一直是楚國的羽翼，如今吳軍一舉滅之，就為自己進而伐楚掃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