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出擊，攻伐楚國、削弱楚軍的實力。這是孫武為實施破楚入郢戰略計劃全局上的第二著妙子．吳軍數量寡少，在對楚較量中不能消極等待對方來進攻，而宜先發製人，主動出擊，積小勝為大勝，不斷削弱楚軍的實力。孫武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於是任將之後即積極主動發起對楚國較小規模的攻勢，蠶食楚國地盤，消滅楚軍有生力量。
他出任吳將的當年，即隨同吳王闔閭率兵伐楚，攻克楚的屬國舒（今安徽廬江縣西）。
次年，孫武又獨立指揮新編三軍對楚國發起進攻，攻克養城，擒殺了盤踞在那裏的掩餘和燭庸兩公子，初步廓清了淮水北岸楚國的勢力，為日後大舉伐楚又掃清了一大障礙。
公元前508年，孫武的“伐交”策略為闔閭所采納，於是就策動桐國（今安徽桐城縣北）背叛楚國。然後又使舒鳩氏（今安徽舒城縣）引誘楚師出擊。楚國果真中計，派遣令尹囊瓦率師東征，屯駐於豫章。孫武見楚軍入彀，便采取“兵者詭道，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謀略，指揮吳軍發起突然攻擊，大破楚軍於豫章，並乘機攻克巢地，活捉楚守巢大夫公子繁。此役使得楚軍喪師失地，遭到慘敗。
吳軍的主動出擊，掠地殺將，沉重打擊了楚軍的士氣，很好地貫徹了孫武等人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意圖，是日後破楚入郢之戰順利進行的必要前提。
輪番出師，疲楚誤楚。這是孫武等人為最終發動入郢之役、大勝克楚戰略決戰創造時機的關鍵一著。闔閭上台後，曾向伍子胥、孫武等人請教破楚大計。伍子胥來自楚國，對楚國的情況十分了解。他針對當時楚國軍隊人數眾多，但軍令不一，導致機動性較差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向闔閭提出“疲楚誤楚”的策略方針。他說：“楚昭王年紀尚幼，無力控製政局。楚國當政者多而不一，乖張不和，政出多門，沒有一個人能夠承擔楚國的憂患。如果將吳軍編為三支部隊輪番騷擾楚國，隻要出動一支部隊就能將楚軍全部吸引出來。當楚軍一出動，我軍就退回，楚軍若退回，我軍再出動，必然使楚軍疲於奔命。這樣不斷地騷擾楚軍，疲憊楚軍，多方調動楚軍，使敵人在判斷和指揮上都發生失誤，然後再出動三軍主力攻打，必定能夠聚殲楚軍，大獲全勝！”可見它的核心要旨是分吳軍為三支，輪番出擊，騷擾楚軍，麻痹敵手，創造戰機，製敵於死地。
“疲楚誤楚”之計出自伍子胥之口，但是它顯然是受孫武軍事思想影響的產物，在它身上明顯地打有孫武“迂直之計”、“先為不可勝，而待敵之可勝”等軍事原則的烙印。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伍子胥在提出這一高明策略方針之前，一定和孫武認真商議研究過，並大量吸收了孫武的正確意見。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疲楚誤楚”之計也是孫武和伍子胥兩人共同的傑作。
“疲楚誤楚”策略方針為闔閭所欣然采納，並在具體軍事行動中加以堅決的貫徹落實。這樣六年時間實行下來，吳軍先後襲擊了楚國的夷（今安徽渦陽附近）、潛（今安徽霍山東北）、六（今安徽六安北）以及弦、豫章等重地，害得楚軍疲於奔命，鬥誌沮喪。同時，吳軍這種淺嚐輒止、不作決戰的做法，也給楚軍造成錯覺，誤以為吳軍的行動僅僅是“騷擾”而已，而忽視了吳軍這些“佯動”背後所包藏的“禍心”，放鬆了應有的警惕，到頭來終於栽了大跟鬥。
孫武等人實施翦楚羽翼、蠶食重創敵手、“疲楚誤楚”等高明策略方針，給楚國以沉重的打擊，並初步控製了吳楚必爭之江淮流域的豫章地區，使吳國基本完成了破楚入郢的戰略布局。吳楚之間的戰略決戰隨之進入了瓜熟蒂落的最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