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此戰中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由於史家的疏忽，吳軍在柏舉之戰中取勝的這筆功勞主要記在了闔閭、夫概等人的頭上，其實這並不公平。公允的看法應該是：孫武在柏舉之戰中所起的作用，類似於韓信在楚漢之爭中所起的作用。柏舉之戰中孫武與闔閭的關係，頗像楚漢戰爭中韓信與劉邦的關係。尤為重要的是，柏舉之戰是孫武軍事思想的最好實驗場所，他的基本軍事原則在此戰中得到充分的檢驗而大放異彩。換句話說，孫武的理論精華，如“兵者詭道”、“上兵伐謀”、“避實擊虛”、“兵聞拙速”、“因敵製勝”、“致人而不致於人”、“示形動敵”、“造勢任勢”等等，均在這場戰爭中獲得最大限度的運用，並完全成功。
闔閭、孫武、伍子胥等人統率吳軍浩浩蕩蕩開進楚都郢城，作為勝利者，他們的心態在此刻都發生了合乎邏輯的變化。
闔閭自然是躊躇滿誌，不可一世，他眼見數代強敵如今終於栽在自己的手中，稱霸大業取得了裏程碑式的勝利，驕奢傲慢之心油然而生，楚國國都的富庶繁華又讓他滋生出各種欲望，必欲據之而心甘，加上在長年對楚征戰中所形成的仇視憎恨楚人的陰暗心理，這一切必然誘導他在戰爭善後問題上作出極其錯誤的決策。
伍子胥呢，自己的父親和兄長慘死在楚王的斧鉞之下，而自己則被迫背井離鄉，四處逃亡，曆盡了人間的滄桑，嚐遍了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讓人日夜銜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報仇雪恨。如今蒼天有眼，青山作證，自己終於以戰勝者的身份踏上這片灑滿淚血的土地，真讓人百感交集，萬般慨然。回想起當年的遭遇，不禁熱血沸騰，怒火中燒，悠悠萬事，唯此為大，這就是徹底複仇，一泄心頭之恨。
至於孫武，曆來鄙視《司馬法》等舊兵書所提倡的“軍禮”原則，什麼“以禮為固，以仁為勝”，什麼“人罪人之地，無暴神抵，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在他眼裏，都是迂闊陳腐、業已過時的教條。他所推崇的是“掠於饒野，三軍足食”，是“威加於敵”。所以他至少不反對闔閭、伍子胥的決策，也多少順從並執行闔閭對戰敗國進行嚴懲的命令。可是，真理越過一步，就變成了謬誤，孫武的頭腦此時此刻也不怎麼冷靜了。
其他像夫概、伯嚭等人，更是以暴發戶的心態對待眼前驟然大勝的現實，為所欲為，恣意放縱，以快己意。
吳軍最高統帥部就是在這種可怕偏激的心態下，開始其對郢都的占領管製的。他們帶領吳軍在郢都城內大肆燒殺搶掠，搗毀了楚國的宗廟，將宗廟中陳設的能搬走的財寶洗劫一空，還砸毀了搬不走的楚國重器“九龍之鍾”，一把火燒掉了楚國的糧庫“高府”。闔閭為了滿足私欲，也為了羞辱楚國君臣，竟下令“以班處宮”，他自己進入楚昭王的宮殿，“盡妻其後宮”，盡情享樂。孫武、伍子胥、伯嚭等主要將領也分別入據楚大臣子常、司馬戌之府，盡占其財寶，奸淫其妻女。伍子胥還率兵掘開了楚平王的墳墓，鞭屍三百，並“左足踐腹，右手挾目”，大罵楚平王以泄憤恨。
吳軍大肆縱暴的醜惡行徑，激起了楚國民眾的極大憤慨，他們紛紛組織起來，“奮臂而為之鬥”，“各致其死”，強烈反抗吳軍的蹂躪，決心將吳軍逐出國土。這正如清代高士奇所說，闔閭入郢之後“仁義不施，宣淫窮毒，楚雖撓敗，父兄子弟怨吳入於骨髓，爭起而逐之”。吳軍的暴行雖然不是孫武直接造成的，但他未作任何阻攔反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參與其間。這多少反映了他的曆史的局限性。
吳軍的暴行，也給自身的“國際”形象帶來嚴重的損害。一些國家開始同情楚國的遭遇，向吳國施以政治、軍事等方麵的壓力。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發生了申包胥於秦庭痛哭七天七夜，乞得秦師援楚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