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夫差的主張也並不是毫無道理的。吳國要稱霸天下，必須北進中原，壓倒齊、晉等國，方能號令諸侯。問題是這一時機尚未成熟，應該耐心等待，創造條件，循序漸進。當時擺在吳國君麵前的主要任務是：翦滅越國，然後休養生息，發展實力，擴充軍備，伺機而動，這才是正確的選擇。
在君主專製製度條件下，君主的意誌高於一切。吳王夫差剛愎自用，驕橫傲物，根本聽不進伍子胥、孫武等人的正確意見，一意孤行，堅持“釋越而攻齊”，並把這一意誌強加給伍子胥、孫武等人。
自公元前494年至公元前484年，在這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吳王夫差為越王勾踐所製造的種種假象所迷惑，完全放鬆了對世仇越國的警惕，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對齊的戰爭準備之上。為便於向中原用兵，公元前486年，吳國在長江以北修築邗城（今江蘇揚州市附近），並在旁開鑿運河，“溝通江、淮”。公元前485年，吳國兩次出兵攻齊，以了解齊國的虛實。一切就緒後，吳王夫差遂於公元前484年出動吳軍主力，並聯合魯軍大舉伐齊，由此而爆發了著名的“艾陵之戰”。在這場決戰中，吳軍大敗齊師，繳獲“革車八百乘”，斬殺“甲首三千”，並俘虜了齊國許多將帥。“艾陵之戰”的勝利，更使得夫差誌驕意滿，不可一世，他開始著手準備進攻晉國，與其爭奪中原霸主的寶座了。
艾陵之戰中，史書並無明確記載孫武是否參與這場戰爭。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孫武前期的奮鬥，即訓練軍隊和謀劃軍事，為艾陵之戰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另外，我們也可以大膽地推測，在那個君主意誌高於一切的時代裏，如果孫武還在吳國的話，即使孫武不同意夫差的北進計劃，可是夫差決定用兵於齊後，他也很可能不得不隨軍前行，甚而親自指揮戰鬥。所以司馬遷說他“……北威齊晉，孫子與有力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伍子胥、孫武等人對吳軍“艾陵大捷”不以為然。他們對越國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多次向夫差揭露越王勾踐的禍心。早在勾踐來吳宮廷服苦役之時，伍子胥就一再奉勸夫差乘機除之，但為愚蠢昏庸的夫差所拒絕，使得勾踐順利脫身，謀求東山再起。“艾陵之戰”爆發前，越國的實力已得到很大的恢複，“其民殷眾，以多甲兵”，這一點伍子胥等人看在眼裏，憂在心頭。伍子胥於是再次向夫差諍諫，說：“越國對於吳國，乃是心腹大患。它和我們同處南方，時刻懷著亡我之心，現在它表麵上的歸順柔服，隻不過是陰謀亡吳的手段，不如趁早滅掉它，要是越國不滅，吳國滅亡的日子也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剛愎自用的夫差根本聽不進伍子胥等人的規勸，一意興兵北上，同時還滋長了對伍子胥、孫武等人的反感，開始將他們排斥在決策圈子以外，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麵對這種局麵，孫武感到有些失望了。他知道這個夫差為了實現其稱霸中原的勃勃“雄心”，已經變得十分不清醒了，甚至有點不顧一切，幾至發狂，任何不利於北上中原的言行，都遭到夫差的迎頭棒喝，動輒還以斬人殺頭相威脅。按照目前這種態勢發展下去，自己為之獻身的這片熱土，將有“灰飛煙滅”的危險了。特別是每當夜深人靜，孫武徜徉於庭院之中，仰望天空，想到自己已不太可能創造像先人伊尹、呂尚那樣的豐功偉業時，內心之苦痛，情緒之低落，是不言而喻的了。更令人心傷的是，此時的夫差僅僅因為自己不讚同他的北進戰略，就對自己這個曾為吳國的強盛貢獻大半生精力的軍事將領冷落一旁，供而不用。何去何從？孫武不由得開始考慮自己今後的人生之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