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二世把他家人的資料銷毀了一部分，在目前所存留的為數不多的資料中，大多是他們父子間的信件、電報、明信片。內容談的都是天氣、旅遊觀感、健康狀況、孩子們的學習等等。這些信的內容充滿了家庭生活的樂趣，與別人家的沒有什麼不同。
但是，如果你想到了他們是掌管著世界最大企業的家庭，他們是一對汽車工業王國的發號施令者，那你就感覺得到，這些信裏少了一種東西，少了嚴肅地討論問題的話題，而這在任何一個企業的領導層之間都是必不可免的。雖然人們經常看到他們父子在一起聊天，手挽著手談笑，有時對一些話題還特別感興趣，但是，在這親情當中，卻有一塊真空地帶，他們不知道如何交流真正重要的看法。兩個人哪怕大吵一場，也算交換了真實的看法，遺憾的是連這也做不到。於是那種表麵的親密成了窒息他們父子感情的毒素。
在T型車逐漸失去市場的歲月，為了改革T型車，艾德索曾不得不借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他父親提出建議，結果亨利叫他“給我閉嘴。”如果換成別人，都可以在私下的場合做自己父親的工作。當然，亨利後來還是給了艾德索麵子的，換成別人提這樣的問題，下場更慘。威爾斯就是為此辭職的，納森也是。
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福特公司真正管事的是誰。亨利對外人說，艾德索是個很好的董事長。有哪些好處呢？懂藝術，A型車、V-8車的外形是他設計的；是個文靜的孩子；“每當要作重要決定時，仍請我以最高負責人的身份來參與決策”；熟悉勞工運動。這是亨利對他的評價。顯然，這些素質離“好董事長”差得很遠。這就是父子悲劇的最根本症結。亨利不願意放手，又不願堂而皇之地掌權，而艾德索不知如何接手，又不知如何推卸，也不可能推卸。
艾德索完全屈服於亨利的意誌，並非出於愛戴或崇拜，而是他性格懦弱。這一點亨利也看得到。亨利自然不喜歡這孩子頂撞他，但也確實不願意看到他那樣窩囊，他覺得有責任使他變得堅強些。他認為是小時候對艾德索保護太過，太遷就了，所以現在要用相反的辦法，刺激他、摔打他，才會使他變得堅強些。
因此，亨利後來經常為難兒子。當艾德索在紅河廠建新的焦炭爐時，亨利沒有反對，私下卻對貝內特說，等他一建好，我就把它給拆下來。後來他果然是這麼做的。他本來可以當麵跟兒子講清反對的理由，但他不這樣做，而要以那種方式來增加艾德索的痛苦。
還有一次，因為行銷部和會計部的人員增加，艾德索決定新建一棟辦公室給這兩個部門。當時亨利不在，等他回來時，看到新的辦公室正要動工興建。
“怎麼回事？”亨利指著門外的工人問。
艾德索說明，因公司人員擴充，需要更大的辦公麵積。
“增加的麵積給誰？”艾德索回答：“給會計部門。”他如果回答給行銷部門也沒事，亨利了解這個部門的重要性，而會計部門卻是他所不喜歡的部門。因此，不等兒子說完，他就將公司經理索倫森找來，吩咐如此如此。
第二天一早，會計部門的人站在樓下的操場上，他們無法辦公。原來，他們在4樓的辦公室在一夜之間，被工人把所有的桌椅、櫃子都搬走了，會計部門被撤除了。亨利把艾德索找來，笑著說：“如果你需要增加更多的麵積，4樓現在有不少。”事後，艾德索費了很大勁，才把會計部門的人安插到其他部門。
整個20世紀20年代，亨利經常這樣給他難堪。艾德索愈屈服，亨利愈不滿意，亨利愈不滿意，艾德索愈屈服，父子之間愈來愈不能理解溝通了。
早在T型車銷售處於巔峰狀態之時，福特公司的問題就已顯露端倪。那時不但車子已顯得老式過時，公司的管理方式也有明顯的缺點。那幾年，通用汽車公司采用現代管理手法，根據周密的研究，製定目標，他們建立的決策指揮機構具有最大的權威性，而決策又具有科學性，因此，他們的公司蒸蒸日上。而福特公司本來也是有製度有係統的，但是它成功得太炫目了，權力也太集中了，亨利自己越來越聽不得批評意見，大事小事，事必躬親，都是他說了才算。單單一部T型車的改型問題，便暴露了他管理上的不少問題。通用公司、克萊斯勒公司後來居上，決不隻是它們開發了一種新車趕過了福特的舊車，屬技術競爭，而是一種先進的管理體製與另一種落後的管理體製的競爭。
艾德索也反抗過父親的權威，開始並不是有意識的。
1926年是美國經濟發展極為順利的時期，各種投資都會收到豐厚的回報。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時候想不賺錢也很難”。艾德索的連襟，以前在福特公司給他當過副手的歐尼斯·坎茲勒拉了幾個人辦了好幾個投資公司，艾德索也在其中。幾年後，公司實力擴充，兼並了二十多家銀行和信托公司，被稱為管理人商業銀行，成為密西根州最大的金融財團。歐尼斯任總裁，艾德索是最大的股東，擁有5萬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