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了。作家對專製製度和上流社會生活日益猛烈的抨擊，使他覺得“再處在原來的狀態在精神上已是不可能的了”。1910年2月，托爾斯泰收到基輔大學學生曼德若斯的一封長信，來信認為，托爾斯泰的學說與生活是矛盾的，因此呼籲作家從雅斯納亞·波良納出走。信中說：“親愛的、善良的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把生命獻給人類吧，完成您在世上最後需要完成的事業，使您在人類的心靈中永生。”托爾斯泰立即給他寫了回信。托爾斯泰寫道：“您建議我做的正是我的夙願”，不過“這樣做的目的絕不應是為了影響別人”，“而是為了滿足精神上的內在需要”，“就像在呼吸困難時，不能不咳嗽一樣，才必須也應該這樣做。我離這樣的狀態已經不遠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臨近。您建議我做的事——放棄社會地位，放棄財產，把財產分給那些認為在我死後有權繼承的人，我在25年以前已經這樣做了。但隻有一點，就是我仍然同我的妻子和女兒一起過著非常可恥的奢侈生活，而周圍都是貧困。這一刻不停地愈來愈厲害地折磨著我，而且沒有一天我不在盼望實現您的建議”。托爾斯泰的日記中也開始更加明確地表現出出走的意向。如他在4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早上5點就醒了，一直在想如何出走？怎麼行動？我不知道……看來，結果總會有的，我也能夠辦到，但到底不好受啊。”
使托爾斯泰“不好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擔心他的出走會造成親人的不幸，他仍像以前一樣愛著與他共同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妻子。他忍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背負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天天地走下去”。然而，1910年6月以後，切爾特科夫與索菲婭之間為爭奪托爾斯泰文學遺產的爭鬥白熱化了，托爾斯泰又被迫置於這場爭鬥的中心，這終於使托爾斯泰“生活中隱藏著的悲劇因素”成熟了。切爾特科夫盡管十分敬重托爾斯泰，並不遺餘力地傳播托爾斯泰的學說，可是出於自己的宗教狂熱和專橫的性格，他往往不顧及年邁的托爾斯泰的現實處境。他對托爾斯泰家庭生活的幹涉加重了索菲婭精神上的疾病。索菲婭始終是托爾斯泰最親近的人，但是她沒能很好理解托爾斯泰的“我寫的作品就是我的整個人”這樣的人生追求；晚年有病的索菲婭又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常常失去自製力，不時無端地和狂暴地指責托爾斯泰，這使夫妻關係變得難以忍受。而分屬兩個對立派係的托爾斯泰的子女又使矛盾變得更加複雜化了，這時的托爾斯泰實際上是很孤獨的。
1909年夏天，這種爭鬥就導致過一場風波。在這場風波中，索菲婭甚至想服嗎啡自殺，托爾斯泰奪過了她手中的嗎啡，扔到了樓梯底下。1910年6月中旬，托爾斯泰去位於密謝爾斯克村的切爾特科夫處小住。不久，索菲婭連發兩封電報催托爾斯泰速歸，誰知，沒過幾天，切爾特科夫又移居到緊挨雅斯納亞·波良納的捷良津基。一場更大的風波來臨了。7月初，索菲婭和切爾特科夫為由誰保管托爾斯泰1900年以後的日記一事發生激烈衝突。切爾特科夫不讓步，索菲婭再次表示要服毒自殺。為了安慰妻子，托爾斯泰將原由切爾特科夫保管的那部分日記存入了銀行，並暫時不同切爾特科夫見麵。為此事，托爾斯泰在7月14日寫了一封長信給索菲婭。他在信中寫道：
“我從年輕時就愛你，現在盡管有各種冷淡的原因，但我仍然沒有停止過愛你。”造成冷淡的原因是：“第一，我同世俗生活的趣味的距離越來越大，我厭惡這種生活趣味，而你卻不想也不能與之分離，你心裏根本沒有引導我追求自己信念的那些原則，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並不責怪你……第二，近幾年來你的性格變得越來越易怒、專橫和不能自控……第三，主要的和最關鍵的原因，是我們對生活的意義和目的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認為財產是罪惡的，而你則認為是生活的必要條件。生活方式方麵，為了不和你分手，我屈從於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生活條件，而你則把這看作是我對你觀點的讓步，因此我們之間的誤會越來越多。盡管有這種種誤會，我仍熱愛你和珍視你。”
信中還提到，如果索菲婭不接受“和睦地好好過日子的條件，那麼我就收回我不離開你的承諾，我將出走”。
7月22日，托爾斯泰來到離雅斯納亞·波良納3俄裏的格魯蒙特的樹林中，在那裏秘密地立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遺囑。根據這份遺囑，托爾斯泰的全部著作的繼承人是小女兒薩沙；如果她死了，則由長女塔尼婭繼承。她們將執行托爾斯泰的意願，不把這些著作變成私有財產，它們的版權將歸全民所有；托爾斯泰全部手稿的繼承人是切爾特科夫，他將負責在托爾斯泰去世後審閱這些手稿，並酌情出版，但也不能抱有個人的物質目的。托爾斯泰在遺囑和附件上簽了名，證人戈爾登威澤爾等也簽了字。切爾特科夫雖然不在場，但他在促成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用。把文學遺產交給人民完全符合托爾斯泰的心願，不過秘密簽署則為後來更大的風波的出現埋下了危機。
立遺囑一事很快就被索菲婭覺察到了。索菲婭認為，交出文學遺產隻會肥了出版商，而他們一家將會陷入貧困的境地。索菲婭終日無休止地吵鬧，還請來神父為驅逐切爾特科夫的幽靈而祈禱。兒子安德烈也趕來了，蠻橫地逼迫托爾斯泰交出遺囑。遠在外地的長女塔尼婭得知此事，寫信指責安德烈說：
“這真是聞所未聞，用憎惡、怨恨、謊言、特務手段的氣氛包圍一位82歲高齡的老人，甚至還阻撓他擺脫這一切去休息一下。還要他怎麼樣？在財產方麵他給予我們的比他自己得到的多得多。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了全家。而現在你還有臉跟他談他的遺囑，對他心懷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