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一個中央的派出機構，代表著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由抵抗正式轉換為直接談判，也代表了蔣介石“以時間換空間”的抗戰思路的正在形成。通過這個政務整理委員會，蔣介石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盡快達成一場軍事停戰協定；第二，把這個軍事停戰協定盡可能地方化，淡化他在談判中的作用，免受公眾的質疑和譴責。黃郛何嚐不知道他充任的這個角色就是在替盟弟跳火坑，背罵名，也清楚“日本軍閥的橫蠻，得步進步不會有止境”，但他更願意相信此次北上跳火坑、拆火巷，是為“我政府忍辱負任，爭取時間，延緩戰火之爆發，卻有退無可退的止境，因此抗日必戰，政府早具決心，現在隻爭時間之遲早而已。抗戰的炮火可以打開籠罩在忍辱談判上的一片陰霾”。真若如此，“他亦可藉此引以自慰了”。輥輰訛五月五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明令發表，但黃郛並沒有直接北上，而是返回上海，一方麵組織他的日常工作班底，臨時請了何傑才（其偉）為秘書，傅墨正（孟）辦庶務，王大綱譯電；一方麵選擇他的高級顧問人選。據日本駐北平公使館一等書記官中山詳一（日本駐北平公使館特命全權大使有吉朋因常駐上海，參事官矢野真又長期不在，故公使館事務由中山詳一代理）致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的一封電報透露，“黃郛僅率親信十餘人北上，又無武力後盾，可以信賴並能為之出謀劃策者，隻有何澄、ゴシシュ一、許卓然、劉石蓀、袁良等五人。黃郛為了實現其政見，還須同以舊東北軍係統的文武各團體為首的黨部反親日係統相對抗，其困難不難想象”。輥輱訛何澄既為黃郛的老朋友，政見也相當，被黃郛拉上當顧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比黃郛和何澄等先行出發到北平的另有兩批人，沈亦雲說：“似不重要而屬必要。”“一是刺探敵情的人，凡辦過對日交涉的人，都多方網羅；二是對內懷柔敷衍的人，凡與舊軍閥政客有過交誼的人，均去代為先容”。輥輲訛因黃郛據駐日公使蔣作賓電報說：“第二第三偽國正在醞釀，昧大義者非正常百姓，而是軍政失意大員。”所以黃郛以為“此輩能懸崖勒馬，不但國家多存體麵，事實亦比事後收拾要容易得多。”輥輳訛黃郛網羅並帶到北平辦停戰交涉的人，據曾任張作霖秘書和日文翻譯的陶尚銘回憶：“都是當時所謂日本通，如殷同、袁良、李擇一、劉石蓀、殷汝耕等，與日本都有曆史關係。殷同是日本軍需學校出身，在北洋軍閥時代當過陸軍部科長。袁良在日俄戰爭時曾在日本鴨綠江軍川村大將部下，充任陸軍少尉翻譯，改姓清水。李擇一經手買過日本軍艦，與日本海軍方麵頗為熟悉。黃郛未到華北前與日本海軍來往，都是通過李擇一的關係。劉石蓀是日本洋行買辦。殷汝耕幼年就在日本讀書，歸國後與日本關係甚密，故郭鬆齡反奉時，請他辦日本外交。輥輴訛何澄對黃郛網羅的這些人似乎也不大滿意。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何澄從北平到上海赴日辦理與日本政府的交涉事情，曾專誠找到沈亦雲，告訴她黃郛身邊人才太少，被人包圍，要沈亦雲速到北平，他自己願在黃郛辦公桌旁擺一桌子幫忙。沈亦雲回答何澄，“人才太少是的確，老朋友關心他，為何不開張名單給他，讓他延攬？”沈亦雲又問何澄心目中的人才，何澄也沒有說出一個，末了隻說了一個他所認識辦過庶務的人，該到北方去。沈亦雲認為黃郛不會受人包圍，想包圍他也不會成功。但她也承認黃郛有一件認識很錯誤的事，就是“對某幾個老人，以為是熱心而不是熱中，甚表敬意，後來都知不然，這亦是想象不到之事”。盡管沈亦雲為黃郛辯解不會受人包圍，但曆史證明，黃郛此次北上之時網羅的這些所謂對日人才，沒有考慮到人的氣節，所以到抗日戰爭爆發後，當時包圍在他身邊的這些人，大部分成了投敵叛國者。
黃郛等一行在五月十七日到了北平以後，根本沒有時間考慮行政院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成立的事，而是急急投入應對日軍步步緊逼的危局之中。五月二十二日，各種情報顯示，日方決定次日拂曉大舉進攻平津，北平軍分會和政整會兩機關甚至準備移駐平漢線。黃郛甚憂“平津一失，中央政局必動搖；財政無辦法，糧餉接濟之源絕；平漢、平綏、北寧、津浦各線之交通樞紐盡落敵手；潰軍且將波及豫魯，種種不堪設想之後患，均意中事……故於臨出發移駐之前，思為最後努力”，輥輶訛帶了李擇一，電約日使館代辦、一等書記官中山詳一、陸軍武官永津比佐重、海軍武官藤原喜代間到一位私人朋友家中會談。經過整夜討論，終與日方達成停戰諒解錄。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發布號外，謂“中日軍事行動，已決定停止，內容大概如下：一、中國軍隊撤至延慶、昌平、順義、高麗營、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以南；二、中國派員至密雲，會晤日軍高級將領，聲明停戰，日軍不再前進；三、日軍派員至我軍，協商上項停戰辦法；四、擇北寧路一地點為停戰簽字場所”。輥輷訛從五月二十四日起，蔣介石、汪精衛與何應欽、黃紹竑、黃郛之間的往來電報十分頻密：
北平居仁堂何部長、黃部長、黃委員長鈞鑒：漾辰電悉。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當負責。惟停戰而形諸文字，總以為不妥，且將來協議條款，必有種種難堪之苛求，甚至東北三省及熱河字樣亦必雜見其中，無異割讓之承認，尤為可慮。顧停戰協議，即非議和條約，最宜題界劃清，極力避免，此則惟賴兄等慧心運用耳。日人狡猾成性，嚐談判進行之際，且恐波折層出，忽軟忽硬，乍陰乍陽，極威迫誘惑之能事，尚盼趁時機，激勵士氣，重整軍容，以備最後之犧牲為要。中正廻（廿四日）申機印。輦輮訛五月二十五日，蔣介石致電黃郛：
北平豐澤園黃委員長膺白兄：梗電敬悉。忍辱周旋，為國苦心，實深感佩。弟始終不信倭寇有休戰誠意，尤在威脅吾人使之自動撤退，俾其唾手而得北平也。至於協議一節，總須避免文字方式，以免將來引以為例，其端由吾人而開也。否則萬不得已，最多亦不可超過去年淞滬之協議，絕不能涉及偽國事實之承認，以及東四省之割讓與界限問題。故其內容及字句，必須加意審慎。鄙見所及，於昨複兄等漾電業已詳述之，惟賴兄匠心獨運，使之得當耳。以後周折必多，應付甚難，故於談判時期，城防設備，尤應加緊。最高無上之決心，不可須臾忽忘。弟以為不有一北平死戰，決不能滿倭寇之欲，亦不能得國人諒解也。中正有申（廿二、五、廿五）輦輯訛國民政府高層之所以與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黃郛和軍委會駐北平分會何應欽不斷密電往來，實因黃郛、何應欽決定派軍分會上校參謀徐祖詒為停戰全權員，約定二十五日早偕日本公使館永津比佐重、藤原喜代間前往密雲，與日軍弘前第八師團長西義一晤洽。這之後，雙方會談數次，至二十八日意見趨於接近。實際上，這種接近亦是日人礙於一九〇一年《辛醜條約》（北京議定書）的關係，於國際輿論不能不有所顧慮的結果。
五月三十日上午八時，中方正式代表熊斌（參謀本部廳長）、錢宗澤（鐵道部次長）、徐祖詒（軍分會高級參謀）、李擇一、雷壽榮（軍分會顧問）、張熙光（華北軍第一軍團參謀處長）等六人，尚有殷汝耕及以軍分會參議名義參加會議的何澄等人乘專車駛離北平，於十一時抵達天津，下午一時開赴塘沽。會議地點，初洽借招商局或永利公司客廳，後變更在日軍運輸出張所舉行。下午四時，會談開始。日方正式代表有岡村寧次（關東軍副參謀長）、喜多誠一（關東軍步兵大佐）、遠藤三郎（炮兵少佐）、藤本鐵雄（步兵少佐）、河野悅次郎（師參謀）、岡本英一（騎兵大尉）、永津比佐重七人，參列員尚有大橋熊雄（中國駐屯軍參謀步兵少佐）、藤原喜代間、中山詳一、林出賢次郎（翻譯）、伊藤章（副官、炮兵大尉）、紫浪幸惠（工兵大尉）等數人。會談約進行了四十分鍾即散，主要是約定明日正式會議的時間、地點輦輰訛。
為了保證次日的正式會議日方不節外生枝，順利簽訂停戰協定，何澄特意與中山詳一進行了一次密談。何澄對中山詳一說：“黃郛是否就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按：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六月十七日才正式組成成立），完全視日方態度而定。日方如在此次停戰協定中提出苛刻方案，將難題強加與黃（郛），則黃將在日本與國內反對停戰運動之間左右為難，屆時，或將返回莫幹山亦未可知。因此，當前切望日方能相信該人（黃郛）之誠意，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逐步地進行談判。”為了達到簽訂停戰協議的目的，黃郛派人放風給日方，現在“反對停戰者，北有馮玉祥，南有羅文幹及廣東派。關於馮玉祥，日前宋哲元、龐炳勳等舊西北軍有與馮玉祥合作之跡象。但其後，又決定服從何應欽。馮（玉祥）等亦來平，其軍隊已正向平漢線撤退。隻有與土匪無異的方振武軍與馮合作，正在蠢動，但於時局無任何影響。此外，羅文幹頻頻致電黃郛，反對協定。為此，黃郛有意將來罷免羅文幹（按：羅文幹於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離調，汪精衛以行政院院長兼署），由對日本有所理解的汪榮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曾任駐日公使，一九三三年六月病逝）取而代之，負責日中交涉。作為黃郛本人則預定在停戰協定簽訂後，立即就任，接過何應欽手中的軍隊，著手整頓軍隊，停止黨部活動等。同時同日方就日中間之問題達成協議，責成外交部長正式簽署”輦輱訛。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中日雙方代表仍在塘沽原地舉行正式會議。由日方代表岡村寧次提出停戰協定條文，交由中方首席代表熊斌依次傳觀後，“中方要求暫行休息，退入別室，對協定條文，詳細研究，於措詞字句，斟酌後添注修改意見。於十時四十分更入會議廳與日方會議，日方對我方意見，酌量接受，未生爭執。十一時十分，繕就正本，中日文各二份，由雙方首席代表熊斌、岡村寧次分別簽字畢，共舉祝杯，完成外交儀式。”輦輲訛這個停戰協定，因在塘沽舉行簽訂，後被稱為《塘沽協定》。這個停戰協定簽訂後，盡管激起國內輿論的強烈批評，其後的中日關係也仍舊是凶險不斷，但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為止，中日雙方並未發生直接或重大的軍事衝突。也就是說，在這個局部的華北停戰協議之下，華北又苟安了四年；更可以說，達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所期望達到的“以時間換空間”的戰略目的。對於中方與日方簽訂華北局部停戰協議，胡適在五月二十九日有《保全華北的重要》一文，這篇政論有著不同於當時輿論的另外一種聲音：
我們的國家現在已到了一個十分嚴重的時期，不能不平心靜氣的考慮我們的局勢，然後決定我們應該采取的步驟。
……現在長城以南已無險可守了……在這個局勢下，我們不能不承認兩點：
第一、整個的中、日問題此時無法解決。
第二、華北的危機目前必須應付。
怎樣應付這平、津與華北的問題？……一種主張是準備犧牲平、津，準備犧牲華北，步步抵抗，決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協，雖有絕大的糜爛，亦所不恤。還有一種是暫時謀局部的華北停戰，先保全華北，減輕國家損失……我個人是讚成這第二個主張的……我所以主張華北停戰，有幾層理由：
第一、我認為這是為國家減輕損失。我不信失地絕對不能收複，但我深信此時單靠中國的兵力不能收複失地……如果此時的停戰辦法可以保全平、津與華北，這就是為國家減輕了一椿絕大的損失，是我們應該諒解的。
在這一期的本刊（按：《獨立評論》五二、五三合刊）裏有徐旭生先生從西安來的信，其中有一段是反對華北任何停戰的協議或默契的……旭生先生這段話的議論，我不大能領會。我看不出上海停戰和華北停戰有多大的不同。如有不同，隻是華北的停戰比上海停戰更為迫切，更為需要……華北停戰的目的，至少應該做到（一）使敵人退出已占據的河北各縣；（二）使他們不能再在華北“得著我們什麼”；（三）使國家人民在土地與生命財產上不致受更“巨大的損失”……這不是放棄我們對我們的東四省說話的餘地，這正是要我們對東四省說話的餘地。
第二、我們必須充分明白平、津與華北是不可拋棄的……（一）華北是中國的重要富源，是供給全國工業原料與動力的主要區域；（二）中國已成的鐵路的絕大部分都在華北；（三）天津的關稅收入在全國各口占第二位；（四）北平、天津是整個北方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北平。六七百年來，北方的文化所以還能維持著一個不太低的程度，全靠有個北京做個政治與文化的中心，在那裏集中著不少學者才人，從那裏放射出來不少的文化的影響。近年政治中心雖已南遷，但北平在教育上的影響，一麵遠被西北，一麵遠被東北，實在是北方唯一的教育中心。而在北平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則不但影響全中國，並且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與承認。如果我們讓北平淪陷於敵人之手，如果我們坐視這個文化學術中心的摧毀，那麼，將來整個北方的文化事業，恐怕隻有全盤讓給日本外務省的東方文化事業部來包辦了！
這些話……不是說因為平、津與華北的重要就應該犧牲國家民族的整個利益而謀局部的幸存。我隻是要說：華北是應該守而勿失的，如還有可以保全的方法，我們應該盡心力去保全他。如能保全華北而不至於簽東北四省的賣身契，我們應該讚成這種辦法。萬一政府盡心嚐試了這種保全華北的和平努力，而結果終不能不使平、津糜爛或華北淪亡，在那種形勢之下，政府才算是盡了他的責任，他的失敗或許可以得華北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諒解。
第三、平、津與華北的保全在國際上的意義是避免戰事的擴大而不可收拾。現在還有短見的人以為中、日衝突越擴大越好……他們妄想這樣擴大可以引起世界的注意，可以引起國際的幹涉或製裁。這種見解是錯誤的。現在歐、美各國都用全力去對付他們最切身的幾個大問題（經濟問題、軍縮問題、歐洲和平問題），在幾個問題沒有解決之前，他們決不會有餘力來應付遠東的問題……世界大戰也許終究免不了，但現在決不是世界大戰起來的時機。我們試看蘇俄在北滿受了日本多少威脅……還不能不避免對日作戰，這不是應該可以使我們深省的教訓嗎？稍知英國政情的人，都可以明白英國決不會因她在華北的利益有被日本侵占的危險而出來向日本作戰……英國如此，別國更不用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