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生活中，此人和藹友善，坦率質樸。他身材矮小，晚年發胖，兩眼熠熠生輝，笑聲發自內心。生活習慣節製而省儉，誠心實踐古人的典型操守，嚴於律己，受到官兵的衷心愛戴。他喜愛園藝，熱心植樹。從西安（陝西省會）直到長城以外的嘉峪關，在官道上行走，行程36天，沿途全部綠樹成蔭，都是他的傑作。這是一座綠色的豐碑，標明了他那支無堅不摧的部隊進軍的紅色路線。在哈密有幾位歐洲人見過他，其中一位留下了如下記述：每天下午，他總會在總督署的花園裏散步，身後跟隨著一大幫文官武將。他點數自己種的西瓜，給隨從們講解他的愛花美在何處。他的首席執行官也在場，隨時準備執行他的命令。［10］
有些人強調一個問題：左宗棠在鎮壓回民運動的過程中幾乎消滅了西北的居民。這裏盡管沒有明說，卻暗示了一種推論：左宗棠是個冷酷無情的嗜血之徒。左宗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奉命執行的任務，隻能在嚴酷現實的基礎上完成，而不能依靠傷感。一個人的判斷力若以傷感為主調，他就無法在處置這類事件時大功告成。這種事情隻有性格堅定的人才能搞定。有些在戰爭史上顯名的人物的確可以用冷酷無情來形容，並且可以用到這個單詞蘊涵的極度貶義。但絕非所有的戰爭名人都是如此。左宗棠絕不是一個殘忍無情的人。他對人類的痛苦並非麻木不仁，他所從事的工作所具有的血腥的一麵，不會給他帶來任何樂趣。恰好相反，他最大的安慰是治愈他的作戰必不可免造成的創傷。他采取的措施，根據時間、地點和相關百姓的特點而有所不同。
西方人有關左宗棠的多數評論，給他貼上一些標簽，如保守，好勇鬥狠，排外，反對進步。這些標簽是否對他適合，取決於看問題的角度。
他的保守表現在哪裏？僅僅因為一件東西被人們使用了多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就要說這是一件壞東西，他是不能認同的；或者說另有一件東西，僅僅因為它在其他國家非常流行，就說它是一件好東西，他也不肯認可。
他的好勇鬥狠表現在哪裏？他堅持一個樸實的信念：與其受人欺壓，不如奮起反抗；如果不加反抗，欺壓就會永無休止；但是，如果第一次欺壓就遭到強烈的反抗，那麼哪怕是由武力所強加的屈辱，就不會無止無休了。雖然他肯定是想錯了，但他對此堅信不移。
至於“排外”一詞，使用過於泛濫。它的涵義似乎是專指東方人。有關外國人與左宗棠交往的所有現存記錄一致表明，他們都受到了禮貌周全的接待。說得更精確一些，唯獨關於美國人白齊文的遭遇稍有存疑。此人在福建試圖去找太平軍時似乎被捕了。這是一個特例，何況畢竟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說他應該比太平軍受到更好的待遇。一般而言，外國人與左宗棠相處很好，但原則上他不喜歡外國人對他或他的國家指手畫腳。他對來自國外的影響所持的態度，與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傑出領袖所持的態度相差不遠。
關於他是否反對進步，取決於每個人自己對“進步”一詞的定義。他是率先提出建立現代中國海軍的人物之一；他不倦地呼籲重組和重新裝備軍隊，而且實實在在地重新裝備了自己的部隊；他把機器引進到西北，致力於在甘肅開發羊毛產業，是他那一代中國人中最偉大的建設者；他還不斷地努力提高轄區內人民的生活水平。《年譜》中多處提到左宗棠關注外國報紙，令人推測他會定期收到那些報紙。於是可以假設，他的幕府中有人代他看報。一份報紙談到德國研發了一種新水雷，引起他的高度重視。他立刻寫信給總理衙門，告知這種新水雷的消息，催促他們選派一組年輕人前往德國學習如何製造這類武器，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新武器。當他得知普法戰爭爆發，他寫信給總理衙門，提議中國從中斡旋爭端。他當然並不認為這對中止那場戰爭有什麼好處，而是為了表明中國知道世界上在發生什麼事情，並決定打破所謂的國際協同，參與世界事務，而不再置身事外，成為犧牲品。［11］他讚成派使者出國，但他對那些使者代表中國辦事的方式並非總是滿意。由此完全可以推論，從“進步”一詞的廣義而言，左宗棠絕不是進步的敵人。
在戰爭領域裏，左宗棠在19世紀的中國同胞中無人可以匹敵，如果要找到一個能和他對等的人，恐怕時間還要往後推回幾個世紀。他具有整體戰的本能，這種戰爭不同於在中國占主要地位的遊擊戰。戰爭藝術的最高表述是什麼？就是“盡可能調動一切手段來達到可見的目標”。也許他沒有聽說過馮·莫爾特克的這個權威論斷，但在他於戰場上指揮作戰的18年裏，他的確把盡可能調動一切手段來達到可見的目標發揮到了極致。
我無意於把左宗棠和其他國家的偉大統帥做一個比較。如果要那麼做，需要考慮太多的因素，而比較的結果完全取決於各人如何看待各種因素的分量。不過，各個時代的偉大統帥都會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左宗棠具備在任何嚴酷的考驗下都不會有絲毫動搖的意誌力和決斷力。他有非常強毅的身體和頭腦。他對自己極度自信而非自欺，因為他能恰如其分地評估自己的能力，並且真正做到了這一點。他在把握大局時能把所有的主要因素考慮進去，而且以罕見的速度與準確度掂量出各種因素所占的分量。他能迅速果斷地做出決定，如此造成一種印象，使部屬對其正確性深信不疑。忠誠是他最重要的品質，影響到他的部屬，同時影響到朝廷。他用嚴格的紀律約束部屬，但並不苛刻，贏得了全軍官兵的最高信任。他有識人之明。新疆戰役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他善於挑選人才，讓他們和衷共濟，並用他的精神加以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