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格勒在1971—1974年擔任安全投資保護委員會副主席，1969—1970年擔任尼克鬆總統的法規管理改革顧問，這使他有機會將他在法規管理上的學術成果應用於公共政策上。施蒂格勒是主張放鬆控製的最早也是最具有雄辯力的學者之一。福特和卡特總統後來在他們執政期間把法規管理改革作為最優先考慮的事，這種放鬆控製的做法在裏根總統雄心勃勃的計劃中也占有重要位置，這些都要追溯到施蒂格勒的最初努力。
在以後的日子裏，一係列重要的學術任命和職務頭銜接踵而來，這是由於他的成就被世人認識而致。1964年，他被選為美國經濟協會主席。1974年，他成為享有盛名的《政治經濟學》雜誌的編輯，任職至今。一年後，他被選為美國全國科學院成員。
1977年後任芝加哥大學國家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自1947年開始，一直兼任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高級研究員。1982年，施蒂格勒獲得了經濟學最高榮譽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獎的盛名給施蒂格勒提供了大量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在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記者進行的這次會見中，他指出，如果貨幣供應中像1982年出現的那種大幅度的動蕩能夠被控製，經濟穩定時期就會到來，但是，施蒂格勒更堅定地堅持政府不幹預的立場。
施蒂格勒是芝加哥學派在微觀經濟學方麵的代表人物，他是信息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消費者在獲得商品質量、價格和購買時機的信息時成本過大，使得購買者既不能、也不想得到充分的信息，從而造成了同一種商品存在著不同價格。施蒂格勒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市場和市場現象，並不需要人為的幹預。施蒂格勒的觀點更新了微觀經濟學的市場理論中關於一種商品隻存在一種價格的假定。在研究過程中，施蒂格勒還把這種分析延伸到勞動市場。這些研究建立了一個被稱為“信息經濟學”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價說，這些工作“為近年的經濟分析提供了一個最具鼓舞作用的衝擊，並為現代研究失業和膨脹的最終原因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出發點”。
他的另一貢獻是對社會管製政策的精辟批評，他力圖論證“看不見的手”在當代仍可獲得良好的效果，而政府管製則常常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施蒂格勒進行了一係列的研究，目的是要驗證他事先做的一個假設：自己做不到的，讓國家替你做。研究中，他發現經濟法的目的是有益於特殊生產者或集團的利益，而不是服務於公眾。簡言之，特定的集團的成功影響了立法及實施。因此，他主張實行自由市場製度，反對壟斷和國家幹預。他的名言是“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施蒂格勒這些工作的貢獻並不在於他的觀點如何，而在於“激發了對管製立法的效果及其背後的驅動力的大規模研究”。他是被稱為“管製經濟學”的新的重要研究領域的主要創始人。弗裏德曼讚譽施蒂格勒是“以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法律與政治問題的開山祖師”。
他最有創見的文章《勞動市場信息》把失業解釋為尋求最佳工資率的最佳工作的無償輪換時間，從而提出了以後所有繼續研究失業的“尋求模式”的出發點。施蒂格勒證明：勞動市場的某種工作不可能隻有惟一的工資率，甚至在工作很明確的時候，它們也是在一段工資率變動區域內可得到的，因此，工作尋求者就要解決一個信息問題。
同樣，施蒂格勒在《寡頭獨占條件下卷曲的需求曲線與剛性價格》中從經驗上批判了認為少數幾個廠商控製的行業將很少改變價格的這一看法。此後，圍繞這個主題湧現出大量的文章。1971年，他在另一篇文章《經濟調節理論》中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假設：一般認為政府機構是基於消費者利益為調節公共設施的投資政策及價格政策而建立的，但最好認為它們是為生產者利益行事，這並非出於惡意，而是由於政府調節的必然結果。此後，施蒂格勒和其他人繼續研究了這種假設對逐個美國調節機構的意義。最後，施蒂格勒在《政治經濟學家的政治》這篇文章中指出，經濟學研究不可避免地導向保守主義。這引起無休止的爭論。
拉斯·魏林教授代表瑞典皇家科學院高度概括了施蒂格勒教授在經濟學中的貢獻。他在頒獎儀式上對施蒂格勒教授說：“您的係列的研究工作擴大和豐富了我們對市場、產業結構和組織、經濟立法和管製所起作用方麵的知識……您也開辟了新的、重要的經濟研究領域。由於這些突出貢獻，皇家科學院決定授予您諾貝爾經濟學紀念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