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弗裏德曼於1912年7月30日出生在美國紐約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算是給他上的啟蒙教育第一課，這使他比在和平環境裏長大的孩子懂得更多的東西。他特有的分析能力、計算能力、想像力和記憶力，使他跳躍式地完成了初等教育，年僅15歲就考入了美國羅特格斯大學專修經濟學。1933年，他以優異成績獲得了該校的經濟學士學位，並考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經濟碩士研究生班。
1933年，弗裏德曼在芝加哥學派的主要代表人弗裏蘭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齊市·瓦納三位教授的指導下，取得了碩士學位。他當時的學術思想是追隨芝加哥學派的。但隨著凱恩斯主義日益被西方國家所接受，並被美國經濟學家漢森·阿爾文移植到美國，在美國經濟界占據主導地位。此後，與凱恩斯主義相對峙的芝加哥學派成了“在野派”。在這種情況下，弗裏德曼的經濟思想也受到凱恩斯主義者的責難，因而使他在攻取博士學位時受到阻礙。但這一切並未使他放棄自己的理論，他堅信自己是政治經濟學的正宗，確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正確的，並且一定能夠成功。他下定決心要複興傳統經濟學的理論，但他深知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搜集大量的資料。為此，他在導師們的推薦下，到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做助理研究員。
1935年，弗裏德曼受聘於美國國家資源委員會，擔任經濟學副研究員，這裏是為美國決策人物提供資料的高級機構，有利的條件正好使他便於實地考察凱恩斯主義和芝加哥學派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弊。1937年，為了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和占有大量資料，他身兼三職，擔任了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員、紐約國民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和哥倫比亞大學講師。他整天奔波，日日夜夜地工作，搜集、分析、整理各類曆史資料。1940—1941年，他又到威斯康星州大學任經濟學客座教授。
1941年，弗裏德曼應美國政府邀請，任財政部賦稅研究署首席經濟顧問，在這裏他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些世界經濟問題。1941年12月7日，發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國隨即參戰。為了戰爭的需要，美國政府在哥倫比亞大學成立了軍事研究會。1943年，弗裏德曼被聘為該研究會統計組副組長。研究會的工作緊張而龐雜，但他還是抽空寫下了幾千張資料卡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弗裏德曼就被明尼蘇達大學聘為經濟與商業管理學副教授，這使他有暇從事專門的理論研究。1946年，弗裏德曼和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經濟統計學創始人西蒙·史密斯·庫茨涅茲教授合作，對美國貨幣流通的曆史資料進行彙集、分析和整理，合著了《自由貨幣實際收入》一書，書中有許多很有說服力的實例，被西方經濟學界看成是他的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他成功地攻下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48年，弗裏德曼進一步將自己所研究的材料加以理論性的總結，彙編成《試驗的檢查》一書，從而說明貨幣數量論的廣泛適應性和傳統經濟學的強大生命力。為此，弗裏德曼被芝加哥大學提升為經濟學教授。由於他在理論和實踐方麵所獲得的成效，已占據美國經濟學界霸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也不得不做出某種讓步。1951年，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弗裏德曼並未因此而鬆勁，而是將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進行再加工，並搜集各流派對他的每一篇論文的指責和讚揚，加以鑒別，於1953年出版了《實證經濟學論文集》，這引起了很大反響。
弗裏德曼自30年代初出茅廬直至50年代中期，他的社會影響並不很大。但到了50年代後期，隨著他的經濟理論逐漸形成，他在學術界和國際經濟事務中的聲譽與日俱增。弗裏德曼開始公開地向戰後盛行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發起挑戰，提出了現代貨幣數量論，與之對抗，他於1956年出版《貨幣數量論的一個重新表述》，明確指出現代貨幣數量論就是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
貨幣主義早在16世紀、17世紀時由德國一重商主義者讓·波丹首先提出，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休謨則對貨幣數量論做過初步的解釋，之後，經過李嘉圖、洛克等人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貨經數量論”。20世紀西方經濟學界（主要是英、美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也建立起各具特色的貨幣數量論。其中，以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的“交易方程式”最為著名。弗裏德曼則認為，貨幣數量論首先是一個關於貨幣需求的理論，而不是關於產量和物價的理論。因此，就要著重對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進行分析，他主張實行“單一性規則”，即把貨幣供應量作為惟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開宣布，每年貨幣增長率在較長的時期內保持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水平上。這個固定不變的貨幣增長率，應同預計在較長時期內出現的經濟發展速度相一致。他的論述，使許多經濟學界的頭麵人物很感興趣。在1957年的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弗裏德曼被推舉為秘書長，並應美國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聘請，出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