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小城加利。
中學畢業後，斯蒂格利茨進了阿默斯特學院。起初，他主修的是物理，但經濟學卻對他有一股無法抵抗的吸引力。所以，他後來改為主修經濟學。他認為這樣可以把他的數學知識用於解決社會問題，並且選修經濟學可以把他對於曆史及寫作的興趣結合起來。就這樣，他去了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經濟學。
從獲得學士學位到獲得博士學位，斯蒂格利茨隻花費了三年的時間。之後，他曾擔任過多項職務，其中包括：1966～1967年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助教；1968～1970任考利斯基金會副教授；1970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的時候，他隻有27歲；1974～1976任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1976～1979年任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德拉蒙德教授（由銀行家德拉蒙德出資設立的一個通過選舉上崗的職位）；1979～1988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1988～2001年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經濟學教授並於其間的1995～1997年兼任克林頓總統時期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1997～2000兼任世界銀行高級副總裁及首席經濟師；現為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由於其出色的學術成就，曾被多所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斯蒂格利茨教授也同樣有著中國情結。他的教科書《經濟學》是繼薩繆爾遜的教科書之後另一本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該書的中文版本在中國銷量達十萬冊以上。但他卻謙虛地說，中國成功地發展了經濟，它的成功給全世界學習現代經濟學的學生提供了很好的教科書。斯蒂格利茨自1981年以來頻繁地訪問中國。1998年7月20日，時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作了題為《中國第二代改革戰略》的講座。2000年12月，他到北京參加勞動人事部和體改辦共同舉辦的關於社會保障改革試點方案的研討會，在會上對試點方案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2002年9月，斯蒂格利茨曾在香港召開的以“審時度勢，銳意圖新”為主題的2002年度福布斯全球行政總裁會議上作了關於國際經濟狀況及前景的演說。他還於2003年9月再次出席在上海舉辦的以“中國因素為全球經濟提供活力”為主題的2003年度《福布斯》全球行政總裁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認為中國發展經濟的成功做法可以作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榜樣。他還反對將人民幣升值。他認為美國經濟問題的症結不在於中國而在於美國本身，將人民幣升值會造成中國經濟波動，並帶來全球金融波動，這樣既不利於中國，也不利於世界。他還將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讚賞中國政府不將人民幣貶值的做法與2003年美國政府又要求中國將人民幣貶值的做法做了諷刺性對比，並說，美國政府的要求是不合理的。
約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與另兩位經濟學家阿克洛夫、斯彭斯同樣由於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而分享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阿克洛夫闡述了這樣一個道理，即在一個充滿不對稱信息的市場，市場的運行將導致逆向選擇而不是正向選擇。斯彭斯的貢獻在於揭示了擁有信息的一方如何通過向不擁有信息的一方發出訊息來抵消或阻止這種逆向選擇，例如以學曆來證明自己的能力。現在要介紹的斯蒂格利茨則在阿克洛夫和斯彭斯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前進，他闡述了一個相反的過程，即不擁有信息或擁有信息較少的一方可以做一些什麼，以便從擁有信息較多的一方去偽存真地獲取有用信息，從而避免逆向選擇。
斯蒂格利茨用保險市場的例子向人們展示了他的理論。在保險市場上，承保人總是希望被保險人發生事故的概率越小越好。因為被保險人發生事故的概率越小，承保人賠付的概率就越小，因此承保人盈利的概率也就越大。但在保險市場上，被保險人比承保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情況，也就是說，在被保險人和承保人之間，存在著不對稱的信息。例如，被保險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否健康，在多大程度上會生病等。當承保人由於缺乏信息而不了解被保險人的真實情況時，承保人就無法區分誰是發生事故的高風險者，誰是低風險者。承保人因此就可能向市場提供一視同仁的保費政策。這個單一的保費政策是建立在對於市場上所有被保險人的平均風險基礎上的。但顯然，在實際中有的人發生事故的風險高，有的人風險低。低風險者的風險低於全體被保險人的平均值，因此麵對著這單一的保費政策，那些低風險者就會感覺到這個保費對他們來講太高了而不情願購買這個保險，所以他們就退出了保險市場。當市場上隻剩下那些中高風險者後，承保人賠付的概率也增大了。這時，承保人為了確保盈利，就不得不提高保費。麵對更高的保費，那些本來還願意購買保險的中等風險者也會由於以上同樣的原因而退出保險市場。當市場上隻剩下高風險者後，承保人就不得不再次提高保費，最後高風險者也退出了保險市場。本來保險公司希望低風險者留在市場，高風險者退出市場。但實際結果卻事與願違，因此這也是一個逆向選擇。這個逆向選擇最終又導致了一個市場失效。斯蒂格利茨因此揭示出，在一個單一的保費政策市場上，均衡點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