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關鍵的一項研究成果，大家都能得到。早在幾年以前已由哈佛的約翰·恩德斯這位無可爭議的英雄完成，是他的人馬首先在試管中培植出脊髓灰質炎病毒——為各處的疫苗尋找者們提供足夠使用的病毒來源。
現在目標在望，誰先到達那裏主要是一個速度問題——這是塞爾克的長處和運氣。“嚴格地說，塞爾克是一個廚房裏的化學家”，塞賓過去常常發牢騷，“在他一生中從沒有過原創性的思想”。而此時這個“廚房化學家”卻已通過在甲醛溶液裏浸泡的脊髓灰質炎病毒製備好了他的疫苗，這正是醫生們所要定購的。
塞爾克和塞賓來自兩個競爭中的疫苗研究所，像路易斯·巴斯特一樣，塞賓認為生產免疫品的道路應是用“活”的。但嚴重受損的病毒創造一種輕微的感染，因此他在病毒中相應地調製進去與之鬥爭的疫苗。而塞爾克從他與流感作鬥爭的日子裏知道可以不通過感染來啟動人體的免疫係統，可使用被阻止激活的或被殺死的病毒。而這樣做的結果是，這種滅活病毒比塞賓仔細調製的活病毒更適合一個突擊式的免疫計劃。到1954年，塞爾克和弗朗西斯在美國發起了最大的醫療試驗。他們對超過一百萬的六至九歲的兒童接種疫苗，有的使用疫苗，有的使用安慰劑，告訴孩子們他們選擇了哪一種。
疫苗生效了，但科學世界告訴人們，這樣的發明其出現有一個慣例：先在一個醫療雜誌上發表這種發現，接著盡量廣泛地擴大影響。塞爾克參加了一個新聞會議，繼續廣播，但沒有稱讚任何人的功勞，包括他自己（當然，他無論如何也將贏得讚譽）。
廣而告之是對的，虛榮則是錯的。這不僅是病毒研究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是熱點新聞。
然而，塞爾克似乎沒有在乎研究者們的兄弟情誼，犯了一個不可寬恕的過失，既沒有向恩德斯，更重要的是沒有向匹茲堡實驗室的同事致敬。從那之後，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被看成是過河拆橋——當他打開塞爾克實驗室，那個令世界上科學家離去或進屋取暖的在加州的超級實驗室時，甚至在他1995年死前不久，為擴大勝利、獲得想要的新的基金，而開始對AIDS病的疫苗研究時也是這樣。
正如一些政客在競選公職時處於他們的最佳狀態一樣，塞爾克當上疫苗的發言人時也進入了他的最佳狀態。雖然眾所周知該領域應被紀念的人是恩德斯，因此他在1954年獲得了為小兒麻痹症而設的唯一一份諾貝爾獎，但要他和好鬥的塞賓以塞爾克一半的耐心去處理紀念所要做的儀式性瑣事，或者能在許多次會見中像塞爾克那樣禮貌地一坐到底並將防病的意義傳播得如此深遠、如此廣泛，而且如此不知疲倦，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後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像數百萬美國老兵從沒停止紀念扔原子彈結束了二戰的哈裏·杜魯門一樣，那些在最先使用塞爾克疫苗和塞賓疫苗模式之間進行選擇的小兒麻痹疫苗皮下注射的人們不會對塞爾克在曆史上的崇高地位有所爭議（這兩種疫苗是現在交替使用的增效注射劑）。有時候，甚至天才也得知道怎麼做就立刻做的這種老北方佬品德領先。而且如果這種情況碰巧體現在一對波蘭猶太人移民的兒子身上，許多那樣的事就發生在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