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雞三吃”的名聲實在太大，作為一個蘊涵深厚的概念久久不散。我聯想到自己的事業，想到了“做學問有無一雞三吃”這麼個問題。我翻閱著前些年的習作——那些“吹捧”京劇演員的文章剪報，明顯都是寫“他”，根本沒有“我”（我的感情、思想、理論），這不就是“一吃”？“一吃”的結果往往是留不住的，我的剪報隻薄薄一本，後來就懶得再剪了。但“一吃”又是一切企圖做學問的人所無法回避的，必須從“一吃”的基礎向上攀登。漸漸地，我寫“他”時便注意用目已的眼睛（實際是用我的感情、思想、理論）去看，這樣一來，被寫的“他”中便含有了“我”，是為“二吃”也。我的第一本集子《京劇100題》，大體就是這麼搞（寫、改、編）出來的。一些前輩曾對我說：“集子裏的文章，有些從前讀過，靈巧而已；現在重新一看，感覺有了統一的思路。”
然而還有“三吃”——80年代中期我就著手從文化學的角度去研究梅蘭芳，去年年底由三聯書店出版了《梅蘭芳與20世紀》，該書不久前又在台灣再版。它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我想，自己的立意是十分明確的——就是要從身處90年代的、我（們）這一代學人的視角，去回望本世紀上半葉的梅大師，去回望大師所負載的傳統文化。這本書與其說是寫“他”，還不如說是通過寫“他”來寫“我（們）”。梅一生的材料、事跡再多，也要根據研究的需要，適時、適量、適合角度地被納入到“我（們）”的係統之中，並且要根據“我（們）”的思路進行裁剪，還得“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按照這一邏輯，《梅》書顯然屬於“三吃”，盡管它還有欠成熟和完備。
有了一點“三吃”的經驗之後，又可以回過頭來，重新在“三吃”（甚至是“一吃”）上麵再下功夫。這不是走回頭路，而是對已有的“三吃”進行完善和補充。同時就“接受美學”講，讀者最歡迎的乃是“二吃”。“一吃”太淺，“三吃”太專，隻有“二吃”味道最好。“一吃”可能顯“生”，“三吃”難免會“爛”，隻有“二吃”既保持了原材料的天然滋味，同時又會在“端”上桌的過程中“熟”得恰到好處。再有，就寫作者的甘苦來講，區別與飲食操作中的那一隻活雞會在“一吃”後就“一去而不複返”，想“二吃”、“三吃”您得再掏錢買；而做學問的人，生活之“雞”則是越吃越有味兒、越吃越有勁兒的，一輩子“吃”不完，甚至是子子孫孫也“吃”不盡的。
1991年9月2日於北京“品戲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