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作為一個戰略決策係統，充分顯示出諸葛亮的遠見卓識，在我國戰略發展史上它具有裏程碑的意義。
諸葛亮出任劉備的軍師不久，曹操即率大軍攻取荊州，準備渡江滅吳。劉備敗退到夏口，處境危急，諸葛亮前往東呈與周瑜、魯肅一起，說服孫權結成聯盟，合力抗曹。在著名的赤壁之戰中，孫劉聯軍擊敗了曹軍。隨後在諸葛亮的輔佐下，劉備取得了東吳的諒解，趁勢攻取了荊州，接著又利用劉璋借兵之機，進軍益州。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取得益州。至此，劉備集團從“失眾勢寡無立錐之地”發展到雄據荊益，虎視中原與曹魏、孫吳相鼎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麵。諸葛亮的隆中決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三國時期極為重要的一年，其風雲變幻之莫測，形勢轉化之急速，都是令人驚詫不已的。試看：正月，劉備率軍進逼定軍山，老將黃忠力斬曹軍大將夏侯淵，迫使曹操放棄漢中。七月，關羽領兵圍攻襄、樊，水淹七軍，“威震華夏”，曹操甚至曾想“遷都”，以避其鋒。
其時蜀漢大有西迫長安，東進許昌，掃蕩中原，複興漢室之勢。但正當樊城危在旦夕之際，東吳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關羽腹背受敵，倉促回防，已然為時過晚，終於敗走麥城，被擒而死。荊州為東吳所占。
益州之軍出秦川，荊州之兵向宛洛確是諸葛亮“隆中對”提出的戰略規劃，可這應在“外結孫權，內修政理”的基礎上實施。劉備攻取益州後，諸葛亮在“安民治蜀，足食足兵”方麵很有成效。但對於荊州方麵的處理卻疏而不當，隱患極深。荊州為兵家必爭之地，魏、蜀、吳三方對此都很清楚。孫權曾聽從魯肅“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的主張，將荊州的南郡“借”與劉備，是希圖劉備為東吳抵禦曹操。後見劉備取得益州，已自成一方之勢，孫權便要索回荊州。當“結吳為援”與“占據荊州”這兩個隆中對策所要求的基本條件相互衝突起來時，如何使二者兼容並存，是劉備能否實現其進取中原這一最終目標的關鍵環節。由於存在著抗拒曹操這個共同點，而且東吳的主將魯肅（其時周瑜已死，由魯肅代之）也是極力主張聯合的。所以如果處理得當，籌劃巧妙，那麼以共抗曹操來轉化孫劉之間的矛盾，保住荊州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但劉備諸葛亮卻未能把握住這個關鍵環節，竟以取得涼州後再還荊州為借口拒絕了孫權的要求。同時駐守荊州的關羽對東吳的態度也十分惡劣，使得孫劉兩家由相聯變為相爭。而對於戰略格局的這種重大變化，劉備及諸葛亮又沒有應變之策。等到孫權派呂蒙收降了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劉備及諸葛亮方才急忙率兵東下，欲與東吳爭奪荊州，然而已是“當斯之時，進退狼跋”。後果然因為曹操進軍漢中，劉備及諸葛亮恐益州有失，隻得與孫權平分荊州。此後，孫權仍一直想將荊州全部奪回，劉備及諸葛亮也並非不知，但仍未予以應有的重視。反而在孫權伺機進兵，荊州地位未穩的情況下，讓關羽攻打襄樊，犯了兵家的大忌。此是劉備之意？諸葛亮之謀？或是關羽自作主張？史無記載。
劉備在失去荊州後，決意東征伐吳。孫權遣使求和，劉備不允，結果在夷陵被吳將陸遜火燒連營，大敗而回。蜀國自此元氣大傷，劉備也一病不起。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劉備臨終前，在白帝城將嗣子劉禪托付給諸葛亮，望他能輔佐劉禪完成大業。
劉備取得益州後，未能撫慰東吳，將其戰略矛頭引向曹操，同時對荊州的防務重視不夠，留守兵力不足，先失三郡，後又輕率出兵攻曹，導致荊州失守，已是大錯。接著劉備又率軍伐吳，從根本上破壞了聯吳抗魏的戰略格局，更是錯上加錯。諸葛亮先沒有補荊州之失，後未能阻東征之舉，（史書上僅說他在伐吳失敗後曾歎息：“法孝直若在，則能製主上，令不東行”。）其間自有許多客觀因素在內，或是違背他的本意初衷的。但無論如何，蜀漢希圖統一天下的大業就此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