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科支撐不住局麵，於1月9日跑到上海，籲請汪精衛及蔣介石、胡漢民入京主持一切。馮玉祥、陳銘樞也四處奔走、發電，懇請三巨頭返京。一時請蔣複職，蔣、汪、胡合作的呼聲大作。
“12月9日”
剿除長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為餘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時，亦必先肅清贛匪以後，乃得犧牲個人以解決東北--此餘深思熟慮經千百回而決定之方針也，國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計焉！
1932年5月21日，蔣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李濟深副之)。在組織進攻之前，即4月18日，蔣在牯嶺召開了豫鄂皖贛湘五省“剿匪會議”，何應欽、何成浚、陳誠、熊式輝也趕來參加。蔣采用曾國藩“用兵不如用民”攻打太平軍的經驗，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進剿”方針，同時推行王安石的保甲製度，軍民共組“農村合作社”，民兵5000人組成“民團”，五縣共同製定防衛計劃。政治軍事總動員，試圖將“共匪”一舉“剿滅”之。
6月，蔣先集中主力進攻鄂豫皖徐向前和湘鄂西賀龍這兩支紅軍。在大別山、洪湖，周旋了半年有餘，蔣取得了勝利。結果是：前一支紅軍轉移於川北、陝南，後一支轉移於湘鄂川黔邊界。
此時(1932年冬)，日軍正向熱河進犯，東北又緊張了，但蔣槍口仍對內不對外。
“12月23日”
倭寇攻熱，必不能免，恐不出三個月之內，甚或進占河北，捧溥儀入關；或另覓漢奸作為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華分塊離立，不得統一，而統屬於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欲，且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必不罷休也……
熱河事件因一個所謂任“關東軍囑托”的石本權四郎，在由錦州至朝陽間的火車上被中國義勇軍拉走而產生，事在1932年7月。迄1932年下半年，日軍不斷的準備進攻。蔣介石在江西籌劃對紅軍的第四次“圍剿”。當日最大困難，即是無從判斷對方之目標與最後企圖。從過去之經驗，小事可以化為大事；下級造成之既成事實，可以據為方針與國策。至年底蔣已回南京，他即在日記上寫出上麵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