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有申電奉悉。停戰協定，豈兄所願？因21晚開軍事會議聽各將領所表示，知危機已間不容發。22日晨日使館又由津增兵兩連，而前線各路急報頻來，城內反動團體躍躍欲試，津埠暴動相應而起，一時人心恐慌，秩序大亂，其時環境之險惡，較之當年在濟南退城時之程度，有過之無不及。在平同人見大勢已去，認弟(蔣介石)所稱“最後關頭”已至，決定一麵收城，一麵將軍政最高人員暫移駐長辛店。唯猶慮離平以後，華北局麵必至不堪設想，故遲遲未發。延至晚間10時得汪院長來電略稱：“欲謀停戰，須向對方問明條件。其可答應與否，弟(汪精衛)以為除簽字承認偽國、割讓四省之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決不聽兄(黃郛)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乞速與敬之、季寬、嶽軍(張群)諸兄切實進行”等語。得電時，敬之兄正與徐軍長庭瑤研究城防，嶽弟未在側，乃與季寬兄密商。時已深夜11旱，不容有躊躇之餘地。遂決然偕李擇一君電約中山代辦、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會談，直至次晨培訓時始散。徹夜周旋，心酸膽裂。勉強緩和，重留北平。今後談判進行，自當遵囑認定以停戰條件為範圍。偽國承認問題，雙方均非瘋狂，深信決不至涉及。蓋局部軍事長官所派代表，其資格並不足以代表國家，何得議此有關領土完整之政治問題？所當注意者，條款文句之間，彼等或用偷關漏稅之狡猾手段，插入滿洲國境線等之字句，為將來交涉東北問題之伏筆，此則當時時防範耳！總之，弟既強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給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載，雖不敢謂已達悲智雙修之域，然自信悲願決不至賣國，智慧決不至誤國。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針，勿為外來蠱惑之詞所蒙蔽，更勿為南來不穩之消息所動搖(當時廣州倒蔣情緒並未完全放棄，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蓋國際援助一層，以兄平素所具之國際當識判斷，敢斷其不過一片空言；讓百步言之，其實際之援助為時必甚迂緩，遠水不救近火，為量必甚微薄，杯水無補車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決策，所謂“你東我西”，無論如何無可避免，唯有用種種方法以圖應付。至尊電所謂“應下最高無上之決心，以求得國人之諒解”一語，則兄尤不能不辯。兩年以來，國事敗壞至此，其原因全在對內專欲求得國人之諒解，對外誤信能得國際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無上之決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時早已下定，無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職，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讚時局者，希望今後彼此負責的遵守“共嚐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麵激勵之詞。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內擾外壓，感慨萬端，神經刺亂，急不擇言，唯吾弟其諒之，並盼電複。
塘沽協定經過蔣汪同意後，1933年5月31日於塘沽簽訂，內容與5月23日黃、何、黃聯名電所敘相同。唯國民黨軍隊撤退線南端加列渤海邊上的蘆台，日軍有權用飛機偵察保證撤退確如條款執行，日軍則撤退至長城線，當中緩衝地帶以警察維持治安。
塘沽協定自是使全麵抗戰延緩4年。蔣所謂“我屈”見諸事態，“國伸”則未有痕跡。日方仍繼續壓迫。黃郛辦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擲炸彈，又接一恐嚇信。但受到蔣介石激勸之後，仍繼續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黃郛於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見臨抗戰之展開。
“6月5日”
協定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形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其足為複興之基乎！
日本皇軍，扛著三八槍和太陽旗，已經打進華北來了；中國人芒刺在背。
此時的國際輿論對日本甚多指責。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希望迅速恢複遠東和平，日本惱羞成怒，蔣說得十分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