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列強所謂助我者，僅予日本以一罵，而日本必即還我一刀。
然而蔣的基本政策不稍加改變。5月31日，南京代表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濟南慘案”的元凶，“一？二八”上海戰爭的發動者之一)，在塘沽日軍運輸支部簽訂《塘沽協定》，規定在河北省東北地區劃出一大片不設防地帶。日軍槍刺直指天津。這個《協定》是在大炮前麵簽字的：就在會議期間，日本海軍派了“朝顏”和“夕顏”兩艘驅逐艦停泊在海河口外，炮口就對準了會場。
蔣強顏歡笑，竟異想天開，他在6月5日日記上寫著：“餘豫”之類的話。
蔣得此“餘豫”，目光南移，開始了“速剿”，這便是國共關係史上，彼此都念念不忘的第五次“圍剿”和反“圍剿”。
蔣的這次“圍剿”不同於以往，它在組織策略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1933年5月21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正式成立，它被賦予處理江西、廣東、福建、湖北、湖南五省軍政全權。它實質上是淩駕一切權力機構之上的“剿共”總指揮部。
為此，審慎地製定了作戰方針，陳布雷概括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攻勢，戰術守勢”、“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
“戰略攻勢”，就是用3年時間完成它。“因為國際環境之險惡，整個大局之危急，已經不允許我們再有三五年來剿匪了。”
“戰術守勢”，就是在軍事上實行“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逐步縮小包圍圈；在經濟上實行嚴密封鎖，使“蘇區”得不到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甚至企圖使之得不到任何情報；在政治上繼續推行1932年開始的保甲製度，十戶為甲，十甲為保，相互監視，相互告發。陳誠把這些說成是：“抽幹塘裏的水，捉塘裏的魚。”
為此，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任陳誠為“副團長”。該團舉辦了3期，先後訓練學員3200餘人。
對於該團的訓練宗旨，在開學典禮上，蔣說得十分明白：
我們這次召集大家到這裏來訓練，其目的是要練習打赤匪的本領來消滅赤匪。
我們以後能不能剿清赤匪，與整個革命的成敗、黨國的存亡、以及個人的生死，統統都看這次訓練能不能發生效力。
“6月29日”
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師等師戰鬥結果，所餘官兵不過三分之一，而各團反攻時，有隻餘六人生還者，其餘因傷自戕之官長，不可供仆數。激烈如此，總理之靈，當可慰矣。唯何以慰我陣亡忠勇將士之靈？勉之！
可是長城抗戰雖持續兩月餘，結果帶災難性質。長城沿線全係石山，極難構築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蔭蔽，是以陣地敵方飛機與火炮之理想目標。參與各軍無不死傷慘重，反攻則不見效，隻有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附近擊退日軍，並以大刀隊夜襲敵營。可勉強稱為局部勝利外，戰報無喜訊之可言。國民黨軍隊非不英勇，如第二師在古北口南天門之役死傷三千餘人，第八十三師當日即死傷一千餘人，以後，又稱“死傷慘重”，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征負傷。
戰後，蔣介石在日記中綜合了當時的情形。
“7月27日”
禦侮抗日，絕非以武力可與之競勝，亦非以外力可以牽製，此時唯有在內政、社會、教育製度中，即在國民軍事教育與團練保甲之中，積極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則或有萬一之效也。
管仲提倡禮義廉恥旨在富國強兵。蔣介石提出精神與人格，其著眼在對付日本，此已在與黃郛談論時道及。我們仔細閱讀他當日之演講詞，即可窺見他企圖與部下成立協議：如果你們絕對服從我，我可以保證你們打敗日本。《抵禦外侮與複興民族》有下麵一段：
我們有一個革命的領袖，一定有抵抗外侮複興民族之革命戰略和戰術。隻要大家能絕對服從革命的統帥，在一個最高命令之下，要我們守就守，要我們攻就攻，要我們退就退，要我們進就進，要我們生就生，要我們死就死，如果能夠如此共同一致，服從命令的話，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戰術戰略，可以戰勝一切，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
以下又有一段，更將第三人稱的“革命的領袖(統帥)”換為第一人稱的“我”：
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萬以上的真正革命軍，能夠絕對的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這小小的倭寇。老實講，他們那一般驕妄愚蠢的軍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辦法可以戰勝他們。而最要的條件，就是要指揮統一。
我們無從否定如此之訓示與抗戰初期中國士氣的旺盛有絕大的關係，甚至懷疑以當日的情形而論，若非有此精神上之激勵，中國是否敢於與日本作戰，又開戰後不出六個月而平津京滬相繼失守，此戰局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但是即在提議作以上口頭協議時，蔣並無充分把握。他在講後數日即在日記中寫出關於“禦侮抗日”的“妙論”。
盧溝橋事變即在這則日記寫出後的4年尚欠20天內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