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
餘之讚美耶穌者五：一曰犧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奮鬥精神，四曰純一精神，五曰博愛精神。
中國在此期間所缺乏者為宗教思想。專製時代皇帝為天子，所頒“聖旨”有如天命，民間亦供奉“天地君親師之神位”，於是融合宗教思想、政治體係、倫理教育與社會習慣為一爐。所以其衙門結構簡單，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國肇造後，舊思想既與舊體製一並推翻，新人物複視所有宗教均屬迷信。(崇拜西方者不可不察：今日美國重要官員就職均手按《聖經》宣誓，國會開幕即有牧師禱告，所有軟硬幣均鐫有“我們對上帝存信心”之一貫字樣。)相形之下，中國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為當日企圖率領全國之人士所感重大困難之一。馮玉祥被稱為“基督將軍”，親用水龍頭為部下行浸禮；唐生智軍中拜佛，以“大悲大慈，救人救世”為號召，即是針對此缺陷之補救辦法。
蔣介石較此二人含蓄。他雖於1930年受洗為基督徒，但在此日記中寫出五曰讚美耶穌詞。這樣看來，他所崇拜的仍是耶穌之人身屬性(Humanattributes)而非接受三位一體(trinity)之神學。再加以我們知道他對王陽明之崇拜，所以敢於說蔣之宗教思想已具有深厚之人生哲學成分。
“4月18日”
我國宜如何發奮圖強，以雪此恥也？
塘沽協定雖有停戰之功效，卻未能製止日本之繼續侵略。當日本對中國壓迫節節加劇之際，以前似為關東軍少數將校的擅自行動，自此不乏政府出麵支持。1934年，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承外相受外相廣田弘毅之命發表聲明，稱維護東亞之和平及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國如有利用他國勢力，以圖排斥日本之企圖與行動，必遭反擊；其他各國對中國財政及技術之援助，包括售賣飛機及建造飛機場等，亦為日本反對。現在已發表的蔣介石日記，隻有在天羽聲明的次日寥寥的幾個字。
“5月15日”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宗教思想與人生哲學過於遼遠，在提供日用的場合上他仍借力於“禮義廉恥”。管仲提倡四維時，以內政寓軍令，本來有全國皆兵的姿態，又開始將西周以來在各地區保持平衡的國家賦予活力，推進而為東周時代帶競爭性的國家。他也主張尊王攘夷，這標語成為了日本明治維新時的口號。本來這些成分都可以作蔣介石團結人心，擴張本身權力之基礎。但是他到底不能在20世紀利用法家與霸道去宣揚一個2600年來的複古運動。經過他解釋：“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這樣看來禮、義、廉、恥沒有固定的內涵，視時代與環境而定。
然而，1930年間中國的複興民族的時代，也麵臨著抵禦外侮的環境，於是蔣介石才能因著這些條件充分發揮。在他倫理體係之內，四維以“恥”為先。對他講來，五卅慘案首為深恥(自是在日記內每日寫下仇英字句，持續一年餘)，次之濟南慘案也是奇恥(自是之後，日記內添“雪恥”一欄，前後數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占領東北，在他看來也還是“濟南慘案”之國恥未雪，而沈陽慘痛之國仇又來。在這情形下，知恥者必雪恥。所以他所說規規矩矩正正當當，絕非消極在旁應付日常的生活，而是通過嚴肅的紀律參加他領導的群眾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