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讚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
在這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關頭，蔣介石采取了一種非常之步驟：他用“徐道鄰”的筆名，於當年12月在《外交評論》發表《友乎？敵乎？》一文，內中指出日本之錯誤，也指出“中國方麵之錯誤與失計”，例如自信過度，倚賴其他國家，不願能屈能伸。但是錯誤更甚的仍是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國或蘇聯為預想敵，則中國為其側背。除非日本真能在10天之內滅亡中國，要拖上3個月、10個月或半年的時間，“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將這些深思熟慮之後，徐道鄰更將中國持久抗戰的宗旨宣布：“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爭的終結。但是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占盡中國每一方裏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占領政治中心為要著。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占領了首都，製不了中國的死命”。
不久對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為蔣介石授意所作，於是各刊物翻譯轉載，一時展開了和平談判的空氣。蔣介石也在日記裏寫出自己的看法。
《蔣“總統”秘錄》則在日記的“方針與態度”之後添入“實為餘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項”14個字。
“6月1日”
倭寇蠻橫，非理可喻，未到最後關頭，當忍耐之。
本日性躁心急，內憂外患相逼而來，若不靜敬知命，何以擔當未來重任？
靜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須臾離也。
當日本軍人向何應欽逼迫至極時，蔣介石寫了本天日記上的一番話。
“澹”為恬靜，“一”為視心神與宇宙為一元。凡此均非儒家本來麵目，宋儒得自禪宗，西人統稱之為“新儒教”。(可是西方研究漢學注重分析而不重綜合。研究儒教者不過問近代中國，研究近代史者，則不屑過問此“陳舊”之思想。)其旨在心神凝聚之餘，“將發未發”之際，有頓悟的解放與超脫，可以體會，無從理解。
“6月18日”
倭寇橫蠻，人心陷溺至此，豈天果亡我中華乎？
自塘沽協定至抗戰展開前之4年1個月中國之內憂外患方殷未已，日本之繼續分化華北，尚且又在南京、成都、北海各地釀造事件。並引用德王占領察哈爾大部，再西犯綏遠。
蘇聯雖與中國複交，仍與盛世才成立片麵之協定，負責新疆之秩序與安全，獲得采礦築路權利，控製盛屬下之政治軍事。1936年之協定又與日滿關係相似。國內之反中央運動既有1933年年末之福州人民政府，而兩廣在陳濟棠領導下進軍湘南，直至1936年9月方完全解決，實已為抗戰之前夕。各省區內之戰事，尚有1933年二劉(劉湘與劉文輝)之爭及1934年貴州內黔軍之爭。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裏長征”之後構成陝西之根據地，不僅進入山西，而且擊敗前往“進剿”之東北軍，此戰役已構成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原因之一。
生為當日之中國人，對此局麵無不愧恨交並。尤以大敵當前，國運如絲之際，軍政領袖仍不能放棄小處嫌隙，至堪扼腕。作為中國領導人之蔣介石瞻望全局，必有滿目瘡痍之感。而他處置各事之方法與能力，也近於捉襟見肘，其複雜心境皆可在日記中窺見之。
“6月30日”
(一)倭寇要求我河北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離河北，免冀於(河北省政府主席於學忠)察宋(察哈爾之宋哲元)二主席之職，並派飛機任意偵察監視我軍撤退之行動，十八日且飛至濟南、徐州縱橫盤旋威脅。嗚呼！國勢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若不圖自立，複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小子誌之！
(二)此次事變，實等於“九一八”之巨禍，而全國智識階級與軍人皆能仰體政府之意，忍辱沉毅，而毫無幼稚蠢動之氣，此實四年來國民最大之進步，而其對政府信仰之程度亦可測其大概，此實為複興之基礎，對此不禁興喜懼之感。以後全在吾人如何振拔而已。小子責任綦重，可不自勉乎？
(三)倭王昭和當蔣作賓大使呈遞國書時，特提此次華北事變，表示其抱歉之意，曰：“此次華北事變，實對不住；對汪蔣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煩為轉達”等語。此國王麵示道德之例，實所罕見。彼或深愧不能製止軍人非法行動。倭政敗壞亦可見矣。
以上三節均各有其曆史上之下文。第一節之要求已成為“何梅協定”及“秦土協定”。雖然所謂“內蒙國”及“華北國”並未出現，但是冀察之特殊體製已成事實，盧溝橋事變，即從此特殊體製上發生，蔣介石在第二節慶幸他的退讓政策為全國人士諒解，未免言之過早，及至當年年底及翌年之初，各地學生發動罷課請願遊行示威情事。國民政府拘捕愛國人士，封閉取締抗日刊物，亦在此時產生。再至年底則有西安事變，是可算作軍人之反應。關於第三節，則抗戰後蔣委員長在國際場合中，尤以在開羅會議與羅斯福交換意見時，竭力主張天皇製應由日本人民自決，間接亦即對日皇裕仁人身不再過問，以情理論，此不可能與彼十年前接見中國大使時所留印象全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