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
嗚呼！國勢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若不圖自立，複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
此時，蔣介石正坐鎮成都指揮“剿共”，然而，對察省主權的喪失，他也是痛心的。
日記所寫的話這當然也是肺腑之言！我們不是說，蔣甘心賣國，而是說，蔣一心“剿共”，便無力抗敵救國。但蔣對中共“不共戴天”，對日本帝國主義卻想“化敵為友”。“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蔣先生該是很熟悉的，問題在於蔣不把中共看成是兄弟。
“9月26日”
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當不可不隱忍耳。
蔣介石直到西安事變前夕，他仍然希望將全麵抗戰之展開延遲。實際上則他沒有3年5年的時間，寫下上段日記之後不出9個月，即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10月28日”
漢卿如此無識，可為心痛。
蔣對西北張、楊的離心傾向，當然是有覺察的，隻是由於他正集中力量對付兩廣，不得不暫時擱置下來。
1936年秋，蔣在對兩廣事變的處理告一段落以後，便將幾十萬大軍北調。一時間潼關以東大軍雲集，洛陽、西安和蘭州，飛機起降繁忙，已有明顯的“督戰”意味了。
10月22日，蔣從南京飛西安；蔣鼎文、衛立煌、陳誠、陳調元、朱紹良、蔣作賓、邵元衝、錢大鈞等20多名高級軍政人員也先後來了。28日蔣、張會晤，張披肝瀝膽，當麵提出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見。
“十年天地幹戈老”，這是一個180°的大轉彎，蔣根本聽不進去，蔣介石於是在當天日記中寫了如上幾個字。
“11月8日”
以本人生命與主義合而為一，預備犧牲一切，為其多數人受苦，就是完全人格的表現。
在重整道德的要求(即蔣介石於1934年5月15日日記中所雲：“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之下，蔣介石作為領導人也不能規避。於是，他在日記中寫了如上的話。
“11月28日”
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願剿共，此其做事無最後五分鍾之堅定也。亦其不知做事應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換一段落，始終本末與節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歎。
關於東北軍、西北軍不願進攻紅軍、“西線無戰事”的傳聞越來越多，蔣十分惱火，但他不反省自己“剿共”政策的不得人心，卻仍沉溺於先“安”後“攘”的迷夢。
蔣介石好故作高深，以顯示其高人一籌。仗隻能一個一個地打，敵人須逐個消滅，這有什麼深奧難懂？聰明的張學良，當然不致對此“茫然”。從“九一八”以來，中國先失東三省，繼失熱河，如今冀察已危在旦夕。再跟紅軍拚幾年，再丟掉一些地方，然後再去“收夏失地”，這樣地去分“段落”，中華民族付出的代價不是太昂貴了嗎？！
“12月11日”
是晚召張、楊、於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劃。楊、於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於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餘甚以為異。
東北軍愛國將領張學良，在屢諫未果的情況下，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決定扣蔣！蔣介石認為，中央軍威力強大，又近在咫尺，張學良在西安無重兵，斷不敢有何異動。
蔣介石為探查虛實，當晚七時特請張、楊吃飯。張學良接到蔣介石的邀請後，頗為緊張，急與楊虎城密商，最後決定張學良前往臨潼赴宴，楊虎城以待客為名留守西安。
“虎城為何沒來？”蔣介石見到張學良後，當即問道。
“我倆今天做東請客，請帖已發出，無法改期，他留家中待客，要我來向委員長致歉。”張學良不慌不忙地解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