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1937年7月7日19時30分，侵駐豐台的日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在靠近北平近郊盧溝橋中國軍營的龍王廟一帶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詭稱一日本士兵“失蹤”，藏在宛平城內，要進城搜查。事實上這個所謂失蹤的士兵是因解手而離隊，20分鍾後便歸隊了，但日軍隱瞞了這一事實真相，非要進城不可，以造成武力進攻的借口。
中國駐軍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團長吉星文)的金振中營迅速請示旅長何基灃。何旅長果斷地命令該部：(1)不同意日軍入城搜索“失蹤”士兵；(2)日軍如武力侵犯則堅決回擊；(3)我軍守土有責，決不退讓，放棄陣地者軍法從事。不久，日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電話威脅中國駐軍聲稱：我方如不允許，將采取武力行動。但仍被我方堅決拒絕。於是日軍以此為由，對宛平城采取包圍態勢，企圖占領宛平城。
與此同時，深夜21時40分北平市長秦德純接到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瀚和專員林耕宇打來的電話：
“剛才日本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來說：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中的日軍受到中國軍的射擊，日軍1名士兵去向不明；日本軍官要求進入宛平城檢查。”
這就是迫使中國8年抗戰的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的第一份報告。
秦德純市長沉思少許，這樣作答：
“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日本士兵失蹤，我方不能負責，日軍更不能進城檢查；但考慮到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中國軍警代為尋覓。”
7月8日2時鬆井再次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檢查，並表示：“如不接受，日軍便包圍宛平城。”8日淩晨4時，秦德純答複日方：為避免武力衝突，由雙方派代表進行緊急交涉。可是，4時30分，我方的河北省宛平縣縣長王冷齋等人與日方代表櫻井等人進入宛平城進行調查所謂“失蹤”士兵，交涉進行到20分鍾，即4時50分鍾時，忽聞東城外槍聲大作，接著西門外大炮、機槍聲又起。原來日軍毫無誠意，對盧溝橋發動全麵進攻，打響了攻城第一槍。我駐軍為保衛祖國神聖領土，乃奮起抵抗。同時我29軍司令立即發出堅決抵抗命令，並指出：保衛國土是軍人的天職，盧溝橋就是我軍最光榮的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於是官兵士氣大振，給予侵略者以迎頭痛擊。
就在盧溝橋我軍將士奮勇還擊日寇侵犯的當天(7月8日)北平市長秦德純給正在廬山牯嶺別墅避暑辦公的蔣介石拍了電報，報告盧溝橋事變情況。接到報告後，蔣介石當即給29軍軍長宋哲元回電，指示：
“宛平應固守忽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同是這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同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9人聯名對蔣介石發出電報：
“廬山蔣委員長均鑒：日寇進攻盧溝橋，實行其武裝奪取華北之已定步驟。……平津為華北重地，萬不容再有喪失。敬懇嚴令29軍奮力抵抗，並本三中全會禦亡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複失地。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剴切陳詞，不勝惶恐待命。”
蔣介石這一日的日記上看，是否立即進行全麵抗戰，仍未下定決心。當時，對日本整個意圖還沒搞清楚，因此在日記中自問自疑。但有一點他是清楚的：應該準備在日方擴大事態時，與之抗爭，決不屈服，不可麻痹大意。因此當接到盧溝橋事變的報告後，立即給宋哲元拍了那份電報。
這一天，蔣介石經過一整晚上的考慮和思想鬥爭後，終於下定了準備進行全麵抗戰的決心。次日(7月9日)他下令在四川的何應欽立即馳赴南京，著手編組部隊，準備全麵抗戰。並指示在廬山的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火速下山，北上河北保定、石家莊地區，準備同日軍作戰。同時，蔣介石又命令各軍事機關準備總動員，並加強各地戒備體製。這一天，他又電令宋哲元嚴陣以待，促其堅定決心，加強警戒，其電文是：
“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伎，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
“7月12日”
倭關東軍到津，內閣昨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對華政策，全國政黨與產業界宣言擁護其閣議。以餘觀之，皆為其外強中幹之表現，但戰事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
1937年7月9日，中共將領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等代表全體紅軍，打電報給蔣介石：
“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名為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
同一天，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由天津到達北平，和駐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反複洽商與中國的對策。
7月10日，日方向秦德純提出“第29軍負責人道歉，中國方麵撤兵”等無理要求；秦將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第29軍第38師師長張自忠為中國軍方代表繼續交涉。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向日本大使館提出“日軍是有計劃的挑釁，極其不法”的書麵抗議。
這時的蔣介石已有全麵預防日軍擴大侵華戰事之意。當日，他采取三項緊急措施：
一、編組戰鬥部隊，第一線為100個師，預備軍為80個師，在7日底以前秘密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司令部；
二、將現有的6個月用量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廠萬一被敵機炸毀，就向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並確保經由香港、越南路線運回國內。
三、準備兵員100萬人、軍馬50萬頭和6個月的糧秣。
這一天，中日雙方是在兩軍對峙的情況下進行交涉。日軍方麵加緊對宋哲元進行要挾。
7月11日下午8時，張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請示便與鬆井太久郎簽署的屈辱和約，其協議如下：
1？第29軍代表向日方表示遺憾，並處分責任者，將來負責防止再發生類似事件。
2？和豐台日本駐屯軍接近的宛平城、龍王廟不駐中國軍隊，改以保安隊維持其治安。
3？徹底取締抗日團體。
身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哲元，竟對此協議予以同意。
蔣介石對這份未呈核準的屈辱和約不予批準。並命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形式，通知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何諒解，未經中央核準者，無效。”
日本見蔣氏如此強硬，於是當天，在東京首相府邸舉行五相會議，決定派遣內地3個師團、朝鮮1個師團、“滿洲”兩個旅團的兵力“對支那出兵”。
事情發展至此，蔣介石已感到必須急謀對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應欽主持召開關於盧溝橋事件的第二次會議。會上專門研討國民黨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戰必抗戰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環境關係，認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時，隻可在不喪失領土主權原則下與彼方談判，以求緩兵，但仍須作全盤準備。”
這一天的日記，蔣介石一方麵分析情勢，一方麵強調指出：“戰事勢必擴大，不能不亟謀應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對和戰表示決心，此其時矣！人以為危，我以為安。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對倭最後之方劑，唯此一著耳！
書告既發，隻有一意應戰，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蔣介石寫下“亟謀應付之方”的當天(12日)，日本外務省當局聲明：“今後為軍人對軍人交涉，非外交當局時期雲雲。”蔣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識到，日本必將貪得無厭，於是在第二天(7月13日)對宋哲元發電告誡，表示準備抗戰決心，電報指示：“萬勿單獨行動，不稍予敵方以可乘之隙。”同時命令道：“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可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至此，從7月8日寫完當天日記的那天晚上，徹夜未眠，經過周密的考慮和激烈的思想鬥爭開始，到13日向正在負責盧溝橋事件交涉的宋哲元發電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蔣介石被迫下定抗戰決心的整個思想軌跡。
但是，宋哲元雖然已經到了這一階段，並不理會蔣的告誡和準備抗戰的決心，仍是執意希望“當地解決”，並再次派張自忠等人出麵交涉。
7月14日，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來到中國後，派該軍參謀專田盛壽向宋哲元強硬提出7項苛刻的、完全控製華北的條件：
1？徹底鎮壓共產黨之策動。
2？罷黜排日之要人。
3？有排日色彩的中央係機關應從冀察撤退。
4？排日團體如藍衣社、CC團等，應撤離冀察。
5？取締排日言論、宣傳機關及學生與民眾運動。
6？取締學校與軍隊中的排日教育。
7？北平市之警備由保安隊擔任，中國軍隊撤出城外。
蔣介石得知協定細目後，預料到，日方並非僅止於軍事性的停戰，而擴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條件在內了，因此，他當然不予批準，7月16日，電示宋哲元切勿對日軍抱有任何幻想，要他冷靜而嚴謹地麵對現實，提高警惕：
“連日，對方盛傳兄等已與日軍簽訂協定，內容大致為：一、道歉；二、懲凶；三、不駐兵；四、防共及取締排日等項。此種協定條款，殆已遍傳歐美。綜觀現在情勢，日本決以全力威脅地方簽訂此約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簽訂協議為第一，俟大軍調集後再談政治條件。……今事絕非如此易事，隻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蔣介石)願獨負其責也。如何？盼複。”
然而，並未見宋哲元複電到來。
蔣介石心急如焚，他決定公開發表演說，讓國人與世界公眾必須認清當前的事態已不是簡單的地方性局部問題，而是涉及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嚴肅問題。此時此刻，對於日本、對於全中國的軍民，都是到了必須宣示中華民國決心的時刻了！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了題為《對於日本的一貫方針與立場》的講話：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
“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隻有讓人家(日本)軍隊無限製地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而忍受限製，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紮；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
“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
“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
“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隻有犧牲，隻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隻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
在國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在“最後關頭”，蔣介石能表示抗戰，決不投降，這在民族大義上，是值得稱道的！
同一天，中國共產黨方麵的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同國民黨方麵的蔣介石、張衝、邵力子等在廬山舉行會談。中共代表將一份題為《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交給蔣介石。在《宣言》中提出如下四項保證：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後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發，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解放周報》第一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會談中，共產黨代表建議以《宣言》作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由國民黨將其公開發表。
蔣介石雖然表示了準備抗戰的決心，但從自身的利害得失上考慮，他還是抱有說服日本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爭端的幻想。因此，在廬山談話會上，蔣介石的“最後關頭”演說又重申了《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表達他呼籲和平解決的希望：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鍾，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當然，蔣介石的和平解決是有條件的，他說：“但是，我們的立場明顯有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允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蔣介石秘錄》第十一冊，第24頁。
他最後表示：“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還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這篇“最後關頭”的講話發表在隔一天的7月19日的報紙上。蔣介石的這個講話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它標誌著蔣介石開始實踐它屢次表示的團結抗戰的許諾。
然而，日本方麵正盼望著這“最後關頭”的到來。就在蔣介石“最後關頭”講話公開發表的同一天，日本駐華大使館送給中國外交部一份照會，指責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挑戰性質的，並要求“中央政府對於華北地方當局解決條件之實行勿予妨礙”。中國外交部當即複文反駁：
“我國政府願經由外交途徑與日本政府立即商議，俾得適應之解決。倘有地方性質可就地解決者，亦必經我國中央政府許可。”
還是在同一天，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登門訪謁軍政部長何應欽。喜多誠一毫不客氣地指責中國為何向保定和石家莊地區增兵。並以脅迫的態度表示：如中國方麵不撤兵，則局勢必急變，必然引起中日全麵之衝突，由此引起嚴重後果，必由中國方麵負責。何應欽當即予以駁斥：“中國軍隊之移動，全係出於自衛，日本新增加之軍隊如撤退，中國方麵亦可考慮將新增加之軍隊撤退。當然之擴大與否，在日方，不在中國。”
事實上，日本政府是在向中國下“戰書”。
“7月23日”
明軒(宋哲元)隻報告11日與倭方所協商之三條，而對19日所訂“細則”，尚諱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為宜，使其能負責也。
7月19日，蔣介石的“最後關頭”的講話引起國內外、敵我方的強烈反響。第二天，蔣介石由廬山回到南京，召集全國軍政負責人研討抗戰的對策。20日，反蔣派的桂係李宗仁、白崇禧通電表示擁護中央，決心抗日到底。隨後，其他反蔣派係也紛紛表示擁護蔣抗日，並表示服從蔣介石的指揮。
7月20日的這一天，日本駐華大使館參事日高信六郎拜會外交部長王寵惠。日高信六郎提出強烈要求：
(一)南京方麵應承認在華北當地的一切協定。
(二)立即停止煽動反日，並停止中央軍北上。
王寵惠反複申明：任何協定都必須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認。
然而，作為29軍軍長和盧溝橋事件當地交涉的負責人宋哲元卻對中央表示動搖，故意不經中央批準，就在“最後關頭”講話發表的7月19日，擅自承認了日軍方麵提出的7項協定的條件，並撤除北平防禦工事。
蔣介石聞此情況，震驚不已，於7月22日急電宋哲元：
“聞38師陣地已撤，北平城內防禦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後，彼必有進一步要求，或竟一舉占我平城，思之危險萬分。務必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與倭所商辦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綜核。”
但宋哲元的複電卻是38師師長張自忠與日方的鬆井太久郎於7月11日下午8時簽署的三條協議內容。這其實已是遲到的報告，而且措辭模糊，看不清是已經簽訂了，還是僅僅是商定而已。蔣介石很氣憤，但從全麵考慮，他在7月23日寫這篇日記的當天，又向宋哲元發了電報，其內容如下：
“中央對此次事件，自始即願與兄同負責任。戰則全戰，和則全和，而在不損害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自無定須求戰，不願言和之理。所擬三條，倘兄已簽字，中央當可同意，與兄共負其責，唯原文內容甚空，第二條之不駐軍(宛平縣城、龍王廟)，宜聲明為臨時辦法，或至某時間為止，並不可限定兵數，第三條之徹底取締(抗日團體)必以由我自動處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為限。此點應明加區別。
“至此事件之真正結束，自應以彼方撤退陽(7)日後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務希特別注意。”
當天，蔣介石特地派遣參謀次長熊斌秘密到北平，意在把中央的抗戰決心及對事件的意旨當麵傳達給被日方要求“就地解決”而不可自拔的宋哲元。宋哲元也借故提出：“須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協定”，取得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同意，由天津到北京會晤熊斌。
熊斌向宋哲元語重心長地講：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必須堅持抗戰的信念，千萬不能被日軍的甜言蜜語所迷惑。熊還傳達了蔣介石的抗戰決心。宋哲元這才對中央的堅定意誌有所體會，從而定下了抗戰決心。
“7月24日”
日來運用軍事與外交，費盡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勢之險惡，亦於昨今兩日為甚--以彼恐我反對宋哲元所訂條約而不肯撤兵耳。
7月22日宋哲元與熊斌在北平會晤後，宋得知蔣介石的抗戰決心，覺察到自己備受蒙騙，於是轉變了態度，7月23日下令21日開始從北平撤出的37師立即停止撤退。
至於日軍這一邊，一方麵公開宣稱遵守“就地協定”不擴大事態，一方麵向平津地區秘密派遣8個師團約16萬人的軍隊，並有滿載戰車、重武器、彈藥等軍需品的火車連日由山海關駛入華北。
7月24日，中國駐軍38師師長張自忠為了解日軍撤軍情況，到天津的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部，求見司令香月清司，但香月閉門不見，聲稱有病在身。
宋哲元聽此報告後，進一步體察到以往所有的就地交涉均為徒勞，日軍不過是實行緩兵之計，麵對日軍的狂妄野心，宋哲元將一度撤退的軍隊全部進駐原來陣地。蔣介石得知29軍的動向，很高興，為了充實該軍力量，把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隊調駐河北保定，歸宋哲元指揮。
何應欽簽發命令，命各地補給基地通力支援河北省，並將300萬發彈藥急發河北。
在蔣介石“最後關頭”演說的精神鼓舞下，全國上下團結一致，決心奮起抗戰，對給日本侵略者以迎頭痛擊、打響抗日第一槍的29軍，給予熱切的期待與鼓勵。北平、天津的大中學生們，紛紛跑到前沿陣地，協助29軍構築防禦工事，並組織歌詠隊為陣地的將士演唱。北京大學全體教授在同一天(24日)發表宣言：“我們為人道正義、為自由、為和平而犧牲，在所不惜。唯望全世界明達認清這個破壞和平、摧殘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國！”
第29軍全體將士在舉國上下的聲援下，精神無比振奮，誓與來犯之敵決一死戰。
蔣介石在寫這篇日記的當日致電宋哲元，促其做好應戰準備：
“以中(蔣介石)判斷，不久彼(日本)必有進一步之動作，我北平城內及其附近尤應嚴防。若我能積極準備，示人以無機可乘，隨時可起而抵抗，則或可消弭戰端，戢其野心也。兄有否準備？盼詳複。”
“7月26日”
廊坊、廣安門之挑戰，是倭必欲根本解決冀察與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戰禍，當一意作戰，勿再作避戰之想矣！
7月18日蔣介石曾電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不足為憑。”但當時的宋哲元被日方要求“就地解決”所迷惑，直到22日與熊斌會晤後，方有覺醒。
日寇果然先以“就地解決”為緩兵之計，到了7月25日，日軍業已完成全麵進攻平津的一切準備，河北日軍已增達10萬之眾，隻等找個導火的借口了。
7月25日下午4時，由天津開往北平的一輛裝甲列車到達天津與北平之間的廊坊車站，從車上跳下100名日軍，借口修理電話，將該站占據。此時，駐守廊坊的中國軍38師劉振之的113旅要求日軍撤走，日軍毫不理會，雙方僵持到午夜。
當晚12時，日軍突然向廊坊駐軍開火，兩軍進入戰鬥狀態。與此同時，日本中國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後通牒：
“(一)盧溝橋及八寶山附近配備之第37師須於27日正午以前撤至長辛店。
“(二)北平城內之32師、西苑之第37師部隊亦須於28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
並要求29軍退出北平，由警察維持秩序。最後言明：
“如不實行，日軍則采取獨自行動。”
7月26日，日軍14架飛機，對廊坊進行轟炸，接著，在上午7時，由天津派來日軍增援部隊，對平津分三路實行分割包圍。廊坊駐軍的營房、車站均被摧毀，上午10時，中國軍隊頑強抵抗無效，被迫放棄陣地。
這一天，蔣介石向宋哲元發出指示電：
“此刻兄應下決心如下：
一、鞏固北平城防，立即備戰，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複戒備，此地點重要，應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揮，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決心大戰，照中(蔣介石)昨電對滄(縣)保(定)、滄(縣)石(家莊)各線從速部署。”
同日(26日)晚上，日軍又襲擊了廣安門駐軍。當時，有載滿日軍的數十輛軍車，駛達廣安門，聲稱是野外演習歸來的日本總領事館的衛兵要返回北平城內。擔任廣安門城防的第29軍獨立25旅679團團長劉汝珍識破敵方詭計，並認出他們乃是駐屯豐台的戰鬥部隊。於是劉團長命令士兵打開城門，誘敵入城後，開槍射擊，日軍陷入混亂，死傷10多人，最終來犯之敵被擊退。
這一天，蔣介石在他的日記上記下了他的感想。他從廊坊、廣安門之挑戰，看到日軍的險惡用心，一切情勢表明，戰爭在所難免，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已是不可能，隻有“一意作戰”了！
“7月28日”
“曆代古都，竟淪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後之處置，此不足驚異也。”
日軍已經急不可待。那個他自己所定的“期限”還未到，便於7月27日淩晨3時整，突然向北平東方的通縣中國駐軍發起進攻。緊接著於清晨5時，又有在18架飛機配合下的日本騎兵突襲北平南方的團河中國駐軍。29軍該地駐軍犧牲千人以上。當日午後，日軍又陸續攻擊北平北方的高麗營、昌平、湯山、沙河等地。至此，北平已陷入日寇的三麵包圍之中。
7月28日拂曉，日軍中國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親自率領日軍鈴木混成旅團、河邊旅團及機械化旅團向北平城外的南苑發起猖狂進犯。日軍20架飛機輪番轟炸，駐軍陣地一一被摧毀，官兵大量傷亡。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並力指揮，與敵激戰竟日，給日軍以重創。在孤軍無援的情況下，佟副軍長和趙師長身先士卒，沉著指揮。兩位將軍身中數彈，依然鬥誌昂揚，直到最後與許多官兵一同殉國。
同時遭到日軍猛烈攻擊的還有北苑、西苑和黃寺等地。
28日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討論北平是死守還是放棄的問題。本來蔣介石希望他們選擇死守這條道路，這也是全國民眾的心願。但當地絕大多數人不忍使這座文化古城毀於戰火之中。於是決定退守保定，留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主任、北平市長之職。宋哲元與秦德純在當天晚上9時按照蔣介石的指令，離開北平，撤退到保定。
7月29日，北平陷落。
在日軍進攻北平的同時，天津也遭到攻擊。駐守天津的國民黨38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於29日淩晨2時，反攻企圖占領天津警察機關的日軍；奇襲並攻克了天津火車東站和西站；又奔襲日軍東局子機場，破壞了機場，搗毀了飛機；還炮轟了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給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擊。但在日軍的飛機轟炸與炮擊下，30日被迫放棄天津。
在通縣方麵，於7月29日，偽原“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隊3000人高舉義旗，投入抗日戰線。他們殲滅了日軍特務機關人員和警備隊員300人，並逮捕了偽主席殷汝耕(後被日軍奪回)。
國民黨軍隊在平津戰鬥中，傷亡官兵達5000餘人。
蔣介石於29日，在南京就放棄平津的計劃向新聞記者發表講話，其內容如下：
“軍事上一時之挫折，不能認為失敗，而且平津戰事不能認為已經了結。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絕非其戰事之結局。國民隻有一致決心，共赴國難。”
蔣介石在7月31日發表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
“……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是什麼？實在為的要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
“現在，和平既然絕望，隻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拚。我們大家都是許身革命的炎黃子孫，隻有齊心努力殺戮、驅逐萬惡的倭寇。”在此書中，雖然有為其以前“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辯解之嫌，但畢竟表達了他在日本逼他訂立城下之盟，而使他別無選擇之時，決心奮起抗戰的態度。
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開始部署全麵抗戰，成立大本營。編組全國軍隊，急速調動軍隊投入戰鬥。
“8月1日”
蘇俄之外交詭詐無比。如蘇俄先與我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借以威脅倭寇，亦要求倭寇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而作固守中立之計，此亦不可注意也。
蔣介石對斯大林一直不存信心。雖則他能對日抗戰則必聯俄，何況當時蘇聯提出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蔣介石原指望日俄開戰，中國中立；現在的局勢則是中國與日本進入長期的戰爭，蘇聯中立，斯大林觀望。蔣介石對這事態的發展也不能無介於懷。
“8月11日”
對倭取勝之要訣，在於深溝、廣壕、堅壁、厚蓋、固守、堅拒、乘機襲擊，大敵則避，小敵則戰，製敵死命，全在於此。而臨戰之時，則須負傷不退，寧死不屈，操勝之道，如此而已矣！
蔣介石為扭轉局勢，先命駐紮在綏遠省平地泉的湯恩伯所屬十三軍移駐察哈爾省要衝張家口，接著命令其所屬主力第89師於8月6日從居庸關南下進駐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進。8月11日，孫連仲的27師，挺進到北平西南的竇店，由南而北向北平逼近。到這一天為止，空軍也完成了華北的作戰準備。
8月9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民黨最高國防會議。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出席會議。會上，繼續討論了有關發表廬山會談(7月17日)《宣言》和紅軍改編中的問題。
同一天，在上海發生了虹橋事件。這是繼盧溝橋事變的又一戰爭導火線，是日本海軍部蓄謀已久的“老調重彈”。
8月9日下午5時，日本侵駐上海的海軍特別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長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齋藤與藏駕駛汽車，強行突破中國方麵的警戒線，駛向虹橋飛機場。中國保安隊令其停車，可他們置之不理，並開槍打死一名保安人員。保安隊被迫還擊自衛，把兩個挑釁者當場擊斃。
事件發生後，上海市市長愈鴻鈞馬上通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岡本季正，約定通過外交方式加以解決。
可是，日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穀川清借口“事態惡化”，急不可待地派遣陸戰隊3000多人登陸。此時，日軍以設在虹口的陸戰隊本部為中心，其兵力已達12000人，並構築陣地約80多處，虎視眈眈，不可一世。
而中國方麵，此時此刻，由於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後簽訂的停戰協定之規定，上海市除留有保安總團、警察總隊和保衛團等少數維持治安的武裝力量外沒有駐紮正規戰鬥部隊。但是岡本季正卻在8月11日向俞鴻鈞提出“撤退保安隊”和“拆除保安隊防禦工事”的無理要求，俞鴻鈞對日方要求當即予以拒絕。
麵對日軍向上海市內增兵的事實，中國方麵不能不有所準備。8月11日，蔣介石調5年半之前曾與日軍在“一？二八”淞滬戰役作戰的勁旅，京滬警備總司令張治中所指揮的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進駐上海近郊，準備對日作戰。
中國軍隊在上海周圍的龍華、虹橋、真如、閘北、江灣、大場等處，利用自然河汊溝渠，從1935年即開始構築防禦工事，現已形成對上海的合圍之勢。
蔣介石之所以加強上海的部署，確實是要與日寇在東南沿海地區進行一次決戰。他認為，日軍作戰意圖是控製中國的中樞地區武漢，如果日軍沿平漢線南下，則東南部的中國軍隊就會處於背水之戰的不利地位，因此他置華北於不顧，把主力軍投入上海，誘使日本大本營將其主力轉入上海，使其形成沿長江西上仰攻的態勢，這樣便於贏得時間，進行持久作戰，打破日軍速戰速決的侵華計劃，從而等待國際局勢的有利變化，促進英、美等國加速幹涉。
基於此種考慮，蔣介石在“決戰”前夜的日記上構想出“操勝之道”的戰略戰術“要訣”。
“8月13日”
(一)
對倭作戰，應以戰術補武器之不足，以戰略彌武力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地位。
中日兩軍勢不可免的交鋒在上海開始了。8月13日上午9時15分，日軍陸戰隊的一個小隊首先衝入橫溶路、寶山路地段，向中國軍開火，僅20分鍾便停止。到了下午4時許，又在八字橋、通天庵、寶山地區向中國軍開火，全麵燃起戰火，接著，黃浦江上的日本軍艦也一齊向上海市區開炮轟擊。
這天深夜，蔣介石向張治中下達了發動總攻擊的命令。自此，為時百天的“八一三”淞滬會戰迅速展開，以中國為戰場的抗日戰爭全麵爆發。
蔣介石在這頁日記裏提出了“使敵處處陷於被動地位”的戰略思想。
(二)
“共產黨乘對外戰爭之機會，發動其陰謀，當設法防製之。”
誰能想到，就在“八一三”淞滬會戰危急關頭，蔣介石竟然想到這一層。
說怪也不怪，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來，特別是盧溝橋事變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因此在我國迅速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成為擺在麵前的一項迫切任務。中國共產黨為此作了艱苦的努力，為團結抗日、捍衛民族獨立，作出了卓越貢獻。但蔣介石畢竟是蔣介石，雖則他急切希望紅軍出師作戰以牽製日軍，被迫停止“剿共”並開始談判國共合作問題，可是他仍懷著“防人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實勝過雄辯，曆史可以作證，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大義是誰都否定不了的，且看中共促進兩黨合作的進程表：
1937年年初，為討論國共關係和對日政策，國民黨籌備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立即作出反應，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作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國民黨能夠實行上述五項要求，共產黨願意提出如下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黨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和態度，表達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迫切願望，受到各界人士的擁護，也給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重大影響。(正因如此，蔣介石十分恐慌，擔心共產黨因日益得人心而最終得天下。
2月12日，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在西安開始對國共合作的具體問題進行談判。談判中，中共代表堅持《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所提五項要求、四項保證的原則立場；在政治方麵，承認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國民政府分批釋放被押的共產黨員，允許共產黨員適當時期公開；在陝甘寧邊區問題上，取消蘇維埃政府，將紅軍駐紮地區改為陝甘寧行政區，執行統一法令與民選製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由國民政府任命；取消紅軍稱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並提出願將現有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編為3個國防師，計6旅12團，每師15萬人。在3個國防師之上，設某路軍的總指揮部。另外，提出了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和停止對西路軍的軍事進攻等要求。國民黨代表在蔣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完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要分割陝甘寧邊區，劃歸地方行政區，直屬各省，並取消民選製度；要求紅軍改編後，服從蔣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紅軍派遣各級軍政人員，每師編製不得超過1萬人。中共方麵對此等條件當然不能接受，這次談判沒有達成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