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線日軍以第16、114師團增援第2軍第5、10師團，沿津浦線及兩側南下作戰，企圖吸引中國守軍大部兵力，加以圍殲；而以第1軍第14師團從濮縣地區渡過黃河，切斷蘭封(蘭考)、歸德(商丘)間的隴海路，以止中國軍隊東援徐州，切斷守軍退路。
南線日軍除以第13師團在蚌埠、懷遠間集結外，又以第9、6師團分別向鳳陽、廬州前進，第101師團一部向蘇北阜寧地區進攻。
4月18日，北路日軍第10師團在棗、嶧地區展開攻勢，由於受到中國守軍的“抵抗和反擊，陷於苦戰狀態”。
5月12日，日軍第114師團向台兒莊以西地區推進，並在嶧縣地區抽調第10師團渡過微山湖，配合由濟寧南下的第16師團迂回到徐州西北側，使徐州守軍陷於三麵包圍之中。
5月14日，南路日軍第6師團在占領和縣、巢縣之後，攻戰廬州。
5月18日，華中派遣軍主力第9、13師團，沿津浦路西側，攻占徐州西南地區。
5月19日，日軍第3師團攻占安徽的宿縣。
在南北日軍夾擊下，第五戰區數十萬大軍有被殲滅之危險。因此，有計劃的撤退是非常必要的，以保存有生力量，進行“長期戰爭”。
但是，戰區既未組織像樣的戰役，又沒有進行有計劃撤退，而是李宗仁長官部率1000多人首先落荒而逃，繼而，引起主力部隊全線潰退。
5月19日，徐州失陷。
5月20日，連雲港被日軍占據。
5月24日，日軍第16師團控製徐州後，乘勢西進占領碭山。
5月29日，日軍第16師團配合由山東魚台南下的混成第3旅團攻占歸德。
此時的中國軍隊已潰不成軍，處於日軍的追擊之下。
蔣介石日記所言“戰略之撤退”是實行了，但撤退得太匆忙，真也夠“神速”的了！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慘局，一方麵是因為日寇放棄了津浦路的正麵進攻，以其強大的、機動性強的機械化部隊，從西側迂回包圍，並投以大批飛機、坦克作戰所致；另一方麵是蔣介石犯了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因在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雲集大軍，與敵人進行陣地作戰而造成的。此戰失利，戰區指揮官指揮不當和不負責任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6月7日”
敵國輿論似漸轉向和平之路，然敵閥陰謀在“講和”時更增險惡，不可不慎之又慎。
從日本首相近衛文？5月初演說的態度來看，似乎關閉了“和平工作”的大門，其實新的“談和”仍在秘密進行。
6月3日，陸軍元老宇垣一成出任改組後的近衛內閣外相。此時正是徐州會戰之後，侵華日軍由於黃河大堤花園口段被炸形成黃泛區而陷入泥淖，一時行動緩慢起來。
宇垣一成就職後向近衛首相提出4項條件：
(一)加強內閣統一。
(二)對華外交一元化。
(三)迅速決定和平方針。
(四)不拘泥於“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宇垣一成的提議獲得近衛的完全同意。
於是，宇垣通過他與國民政府內一些要員的私人關係開展了“宇垣工作”。
蔣介石對日本的新陰謀，“不可不慎之又慎。”
“6月20日”
餘不準德顧問擅自離職，是為國也，德如因此束縛緯兒之行動，以為報複，則為私也；私不能害公，吾於緯兒之安危，聽之而已。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以後，很快建立起軍國主義體製，走上了在歐洲爭奪霸權的道路；他和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遙相呼應，結成威脅世界和平的聯盟。
德國，過去曾是國民政府的友邦，特別是在抗戰以前，蔣介石曾聘請許多德國人充當軍事顧問，並參與“圍剿”中國工農紅軍。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日的聯係與溝通，一直是由德國這個“第三國”從中牽線。
1938年2月，德國法西斯直接站到日本帝國主義一邊，承認偽“滿洲國”。至此，中德兩國關係日益冷淡。
6月，國民政府接到德國單方麵的要求：廢止軍事顧問團契約，撤回顧問人員。這無疑是與中國斷交，與中國為敵的步驟。
可正當此時，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正在德國學習軍事。蔣緯國，是蔣所最鍾愛的兒子(至於為何有此特別的情感，傳聞無據，不予贅述)，現已陷入敵手。
蔣介石本想不允許顧問團違約撤走，因為他想利用德國這個“第三者”在中日之間進行斡旋，以求得和平的途徑。但又怕由此引起德國對自己兒子采取報複手段。在這兩者之間的抉擇中，蔣介石焦慮萬分。
“6月24日”
高宗武擅自妄動，可謂膽大妄為矣！
阪垣的扶汪工作正加緊進行。而中國方麵積極從事抬汪組閣者，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
本來，高宗武是與蔣介石的侍從室副主任周佛海有著密切聯係的，他的任務是從日本方麵獲取情報，直接向蔣介石呈報。但在“宇垣工作”期間，他與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駐南京事務所主任西文顯保持聯係的過程中，受其影響而背叛了蔣介石，成為被日軍所利用的走狗。
高宗武還利用與周佛海的特殊關係互相勾結起來，專門向汪精衛暗通消息。
6月23日，高宗武為了和日本政府當政者。近衛首相與阪垣陸相直接會麵，不經向政府申報核準，也未告知蔣介石，擅自秘密前往日本。
7月5日，高宗武抵達橫濱，經日本陸軍省軍務課長(前參謀本部第八課長)影佐禎昭引薦與首相近衛文？、陸相阪垣征四郎會談。
高宗武表示：
“蔣委員長對於日本的所作所為甚為憤怒，但這隻是一時的，不能因此而放棄永遠大計。如果蔣委員長不接受議和，汪兆銘必定接受，汪的意誌已很明白，如果日本表示誠意，則以汪為首的中國內部的和平勢力便會接受停戰的調停。汪已對蔣委員長作了數十次的進言，若時機成熟，汪立即會實行計劃。
“日本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因此，連汪兆銘也為之無計可施。在國民政府中，既有汪兆銘內應，日本應該先進行和議。”
高宗武的這番表示，使日本軍部確定了扶植汪精衛組成傀儡政府的行動路線。
阪垣征四郎在會談中向高宗武遞交了保證函，函件寫明：“日本政府願以汪兆銘為和平運動中心。”
7月21日，高宗武回到香港即將他的日記及會談記錄等文件整理後寄往漢口上陳蔣介石。並附有一封解釋他此次秘密出訪日本的信件。信中說：
“委員長鈞鑒：職於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瀆職擅越之罪於萬一也。”
7月25日，蔣介石約汪精衛、張群討論高宗武的報告。汪精衛當時很不自然。
這便是“高宗武擅自活動”之始末。
“7月2日”
敵陸相阪垣近又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及反對謀和之言論，是即反對宇垣之外交政策也。
日本政府起用宇垣一成為外相。宇垣就任外相時，中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以私人身份發去了賀電，在賀電中流露出希望中日雙方友好親善的願望。宇垣當即複電，建議可否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赴日洽商。
6月17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見外國記者說：
“大局根本變動時，可以重行考慮日本態度。”
話雖然說的不太具體，但已流露出兩國之間有議和之可能性。
中日雙方開始秘密往來，“暗送秋波”。
為做好接洽的準備，6月26日、28日，孔祥熙派其秘書喬輔三前往香港與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晤談。
喬輔三轉達了蔣介石的“如果日本在中國無條件撤兵，關於承認滿洲國的文件，我(蔣介石)絕對可以簽署”，麥朝樞著：《關於蔣介石和汪精衛進行降日活動的見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第54頁。中國也可以參加德、意、日三國軸心協約的許諾。對方認為可以進一步商議。
可是，正當此時，日方陸相阪垣征四郎卻堅決反對與蔣對話，並堅持以“蔣介石下野”為和平交涉的條件。致使即將進行的和平談判中途流產。
其實，日本的野心是征服全中國。何況，日本現在已經侵占上海、南京、徐州、濟南、山西大部，怎麼會完全撤兵呢？！
蔣介石對此，深表遺憾。他是希望“宇垣工作”獲得成功的。
“7月3日”
敵陸相阪坦見倭王後，複向外國記者發表倒蔣之聲明。然餘終不屈服，則敵隻有加緊軍事進攻之一途。
敵國以不戰而勝為上著，其次則速戰速決；今久戰而不能決，是其致命傷也。
由於日本陸相阪垣征四郎仇恨蔣介石的情緒及日本政府的狂妄野心，蔣介石的抗戰決心再次堅定起來。
可是，日本天皇在1938年6月末，又讓宇垣外相試探以和談交涉誘蔣投降；同時，命陸相阪垣施以“軍威”迫蔣屈服。實則是軟硬兼施，為達一個目的。於是，日本陸相阪垣向外國記者再次發表堅決不承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強硬聲明，煽動國內輿論，與國民政府為敵。
蔣介石麵對日本軍隊的蠻橫無理，隻有選擇堅決抗戰之一途。
蔣介石看得明白，日本是以“不戰而勝為上著，其次則速戰速決”。而今，對話中斷，“上著”不靈；速戰速決業已失敗，急欲亡我，談何容易！
蔣介石抱定：答應我無條件撤兵，恢複戰前狀態(東三省和內蒙古可以不要)，就與你談和；反之我就與你打。你苦於經濟、軍力不足分配未必最後取勝，然而對你，久戰不決，可是“致命傷也”。
“7月5日”
倭首相近衛昨忽銷假視事，而倭王又先後召見阪垣、宇垣、近衛及參謀總長閑院宮，其必對華和戰方針已有決定。
阪垣態度忽變強硬，明白反對宇垣與我求和及由第三國調停之外交方針；但其實，仍外強中幹，試探我是否為其威逼而屈服耳。
日本天皇先後召見軍、政大臣，商討和戰方針，結果如何呢？
首先做出蘊藻浜反映的是“阪垣態度忽變強硬”，阻止“宇垣工作”進行，反對“由第三國調停”。
“宇垣工作”已經半途中止。
所謂“由第三國調停”，是指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駐華大使齊亞諾出麵活動。他們通過麥朝樞向蔣介石提出：中國承認偽滿，並參加德意日三個軸心協約，日本在中國無條件撤兵。蔣介石對此當即答應：“這條件太好了，……參加軸心同盟，這也合乎我的理想。”蔣本來對蘇聯、中共的聯合是取之無奈，他更欣賞德、意、法西斯製度。
但是，阪垣對此強烈反對，無非是想以武力壓迫蔣介石，使其屈服投降。
蔣介石經過最近的分析，得知：這是日本的“不戰而勝”的“上著”失靈，而采取的下策，“其實，仍外強中幹。”
從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日軍實行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日益增多的困難。戰爭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國內軍費劇增，人民生活不斷惡化，國內人民厭戰情緒不斷增長。隨著戰局的擴大和戰線的延長，兵力顯得極端不足。加上速戰速決戰略計劃的破產，已經到了無可奈何又強而為之的地步。
日本已經到了這一步，蔣介石怎能屈從於它呢？此時的蔣介石是不怕戰場上對陣的，他認為不管勝負，最終勝利屬於我。
“7月16日”
國民參政會發表宣言，強調擁護政府團結禦侮之誠意，此無異簽複敵寇1月16日“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之聲，使其知所畏懼，亦可見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國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討論了黨務問題和施政方針問題。關於黨務問題，決定實行總裁製，以代行總理職權。大會推舉蔣介石、汪精衛分任正副總裁。
會議通過了《組織國民參政會案》、《非常時期經濟方案》、《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等決議，會議還製定了《抗戰建國綱領》。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了電函。函中指出：“為增強政府與人民間的互信互助，為增加抗戰救國的效能，健全民意機關的建立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同時此機關要有不僅建議和對政府谘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國事和計劃內政外交的權力。”
許多愛國誌士也都積極要求建立民意機關，推動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國力，動員全民族，堅持抗戰到底。
基於來自各黨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和推行。”
依據這一決定，新設國民參政會，取代顧問性質的國防參議會。
6月16日，由國民黨中央發表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總額為200名，其中國民黨員有89名；共產黨員被當作“經濟團體與文化團體”，隻有毛澤東、王明、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7名；中國青年黨7名；國家社會黨6名；社會民主黨1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1名；無黨派者89人。
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於抗戰一周年紀念日的7月7日在武漢開幕，由汪精衛任議長、張伯苓任副議長，均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會上發表演說如下：
“敵人之所以敢於輕視我國，其最大的理由，還不在軍事方麵；而是他看到我們國家內部不團結，政治不統一，沒有形成現代國家的基礎。……但是，現在已表現我們全國一致抗戰的組織和行動，使敵人不得不重新認識我全國國民的力量已團結集中於政府指揮之下，來排除侵略，這實在給予敵冠以致命的打擊。”
7月15日，大會最後一天，發表了宣言。
它向中外宣布：中國要“動員一切物力、人力，為自衛，為人道，與此窮凶極惡之侵略者長期作戰，以達到最後勝利之日為止”；各黨各派要“舍小異而趨大同，翊讚統一，共同救國”；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樹立民主政治之基礎”；在經濟上要“增進生產加速建設，務期鞏固金融，開發資源，以求軍需之自給並為民生之保障。”這些都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受到與會者的讚同。
中共代表，除毛澤東外，其他6名都參加了國民參政會，他們都對大會的成功表示滿意。王明講“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團結因此加強。”林祖涵發言說：“在中國曆史上沒有能比得上國民參政會的大會，奠定了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礎。”
當然，大會還有很大的不足。會上，對如何堅持抗戰，如何普遍地發動和組織廣大民眾積極參戰，如何改善政治機構，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人民出版、言論、集會、結論的自由和保障各個抗日黨派合法存在等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
蔣介石這天的日記對宣言的作用作了估計，同時對他的總裁身價大增，感到異常滿意。因為宣言中特別有這一條：“否認國民政府，就是否認中國國家；仇視蔣委員長，就是仇視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
“7月17日”
滄縣保定告急，華北大戰又起。餘以部隊複雜指揮困難，至為焦灼，施自記：“唯有堅守城堡各據點待機出擊，方可製勝。”晚間餘覺心境一舒又自記曰：“此殆為樂從憂生之兆乎！”
蔣介石日記未對任何戰役詳細分析檢討，通常對每一戰役隻提及一二句。所記以南方諸戰役較北方為多，其親自督導之戰役較常提及。又通常憂慮之情形見諸紙間，反麵則雖經宣傳機關高度渲染之勝利，在日記中無驚喜情調。例如日軍攻略河北時，他有此記，如是戰局影響他的情緒，這是常態。
“7月26日”
觀察敵勢。在直接溯江而上，僅占要塞據點，而不作野戰，以期先占武漢為唯一目的。餘對防守武漢，決不作無謂之犧牲，必須保持相當兵力，待機應用，以作最後勝利之基礎。
為阻止日軍進攻，中國軍隊於6月9日上午9時，在花園口處決開黃河大堤。流出的河水淹沒豫東南大片土地及皖、蘇部分地區，當時黃河水量不多，水速每小時隻不過3公裏，但總算把日軍的車輛、重武器等陷入泥淖，使日軍進退維穀，粉碎了日軍機械化部隊直衝武漢的計劃。當然，人為的水災給戰亂中的窮苦百姓也帶來苦不堪言的禍患。
實際上，此次人為的水災，並沒有在戰略上奏效。由於黃河決口、淮水泛濫，有利於長江水運。因此日軍放棄了從中原南侵武漢的意圖，而改取東側陸路及溯江西上的進攻途徑，遂揭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
敵人意在摧毀國民黨的政治、軍事中心武漢，以此威逼蔣介石屈服，打破其長期抗戰的戰略計劃。為此，日軍糾集了12個師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飛機500架。麵對來勢凶猛的倭寇，蔣介石采取了避其鋒芒，“決不作無謂之犧牲”的方略，保持相當兵力，以期達到“消耗戰之目的”。這篇日記反映了蔣介石戰略思想的變化，他已從大拚消耗轉向有意保存實力。
“8月11日”
倭欲以狂炸為施行威脅恐怖之愚計，孰知其徒使我民眾仇恨愈甚而益加強敵愾心而已。
日寇實行海、陸、空全力進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線湖口、第三道防線田家鎮相繼失守。
隨即，敵分四路(南澤路、瑞武路、長江北岸、信陽)，進攻武漢。
8月10日，右路日軍波田支隊在瑞昌東北港口登陸後，遭到我第九戰區的張發奎第2兵團所部第3集團軍的阻擊，敵以主力第9、27師團，在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分三路合擊瑞昌，並施用毒氣，第3集團軍傷亡慘重，其他部隊增援無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飛機對武昌、漢陽實行空襲，因轟炸而死亡者達500人之多，許多無辜市民在敵機所投擲的炸彈下喪生。
蔣介石認為“倭欲以狂炸為示行威脅恐怖”實乃是“愚計”，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在狂轟濫炸的武力威脅下，也難以奏效。愚是施行“軍威”，更加引起民眾的義憤。
事實正是這樣，敵人想以“狂炸”威逼蔣介石屈服投降，可結果適得其反，使他隻有選擇堅決抗戰之一途。
“8月13日”
目睹近日敵機轟炸武昌與漢陽之淒慘，以及人民與士兵死傷之悲痛實不忍心之至！戰例：凡最高統帥必在後方者，不令其見聞軍民在戰場之慘景俾專心主持最高之戰務，而無所動其心也。今餘既任最高統帥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揮鎮懾，且事必躬親，此餘處境之不同，不得已而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劇之故而貽忽重要戰務，戒之勉之。
此日記，是對11日日記的補充，亦是保衛大武漢會戰的動員。鼓勵官兵同仇敵愾，各司其職。同時嚴以律己，“戒以勉之”。
蔣介石在《告全國軍民書》中表示：“一切的奮鬥要以拱衛武漢為中心，以達成中部會戰勝利為目標。”
7月31日，蔣介石召集各部隊官長講話，再次強調保衛武漢之重要：“此次保衛武漢的戰役，乃是我們國家前途和整個抗戰局勢最重要最緊急的關頭”，“我們一定要拿出必死的決心，確保武漢的安全”，“誓與武漢共存亡”。
保衛大武漢的會戰是從八月初開始的，中日雙方在數千裏的戰場上，進行了近三個月的激戰。日寇開始進攻武漢時，就調集了十個師團，後又補充了五六次。蔣介石也動用了幾乎所有可調動的部隊進行抵抗。中國廣大官兵與日寇作戰十分英勇。其悲壯之情景待後補敘。
“8月31日”
(一)
讀孫子地形篇。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掛形與險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此倭寇之所以必敗也。
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衛武漢的會戰最初階段。蔣介石一邊指揮著長江沿岸的軍事，一邊研讀孫子兵法。
這裏所說的“地形篇”，正是孫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蔣介石日記中說：“今日長江之敵，已入掛形與險形之地矣！”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所謂“掛者”--
梅堯臣注：“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杜佑注：“掛者，牽掛也。”
李鑒注：“往難以返曰掛。”
杜牧注：“掛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掛礙也。”
集四家注可今譯為：大麵積呈網羅狀的天險之地謂之掛形之地。
日軍正應了孫子的“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之說。
中國軍隊沿長江天險，嚴加防範：以李宗仁為首的第五戰區防守在武漢以北的大別山區；以顧祝同為首的第三戰區駐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區。國民黨軍有60個師布防於大別山、瑞昌南北線及長江中下遊沿岸。這可謂是“有備”，事實證明，日軍速戰速決，溯江而上，盡管配之以飛機大炮，由於我軍采取分路憑險阻擊的打法，消耗了日軍兵力，使之不能長驅直入。
所謂“險者”--
杜佑注：“高陽之地。”
曹操注：“地形險隘。”
李鑒注：“險阻之地。”
杜牧注：“險者，山峻穀深，非人為所能作為。”
不必今譯，便可明白其義。
孫子兵法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說得好：“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陰而來，擊之則勝。”
我軍居高陽，日軍“從其下陰而來”，敵敗我勝。
蔣介石兵法學得不錯，他當時采取居高臨下，據險分路阻擊之戰術，強調“確保”、“固守”。但，最終失敗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隻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4)敵軍火力裝備占優勢。
這樣看來，學以致用還欠功底。
不過，蔣介石運用兵法總結軍事上的利弊有時還是可以的。
1939年1月，蔣介石在《以事實證明敵國必敗及我國必勝》那篇論文中寫道：
從戰略上來看，他(日本)犯了軍事上三個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終沒有夢想到我國抗戰到18個月之久，不但不為所屈，而且愈戰愈強；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後，要疲竭到以5個人來拚我們一個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圖取巧僥幸，妄想以輕巧取勝。而結果適得其反，完全違背了孫子“兵貴神速”的原則，弄到政潮迭起，反戰空氣日濃，他們所自誇為唯一戰時內閣的近衛文？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證明了孫子所謂“兵久而國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謂“頓兵深入”的大忌，原為對強者而說的，現在他從東海邊頭深入到幾千裏外我國的內地，使得他已占領的地區，都變成了我們正規軍和遊擊隊活動的勢力所在，處處要受我們的控製，時時遭到我們的打擊，欲進則愈隱愈深，要退則到處荊棘，這真是走到了孫子所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的地步。
應該說，他還是分析得比較透徹、中肯的。
(二)
綏最後十日間之總攻擊，長江兩岸大受頓挫……今武漢守備漸臻就緒。
8月10日至24日，日軍首次攻星子、瑞昌。在這期間，日軍主力集結完畢。
8月22日，日本大本營正式下達攻占武漢的作戰命令，其命令如下：
“華中派遣軍應協同海軍攻占漢口附近要地。”
接著，日軍集結在九江、太湖一帶的第11軍，於當日(8月22日)，在長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帶登陸。
8月24日，瑞昌失守。日軍乘勝分別向贛北馬頭鎮和箬溪兩個方向進攻。我軍第31集團軍和第32集團軍憑據廬山等天險之地部署防禦，阻止日軍深入；日軍雖曾反複嚐試突擊，但每次均被擊退，損失頗重。
8月25日，日軍空軍開始瘋狂轟炸田家鎮。
蔣介石下令，將武漢衛戍總司令部改由軍事委員會直轄。
為了減輕負擔，陳誠將武漢衛戍司令部指揮工作交給羅卓英，任命羅卓英為衛戍總司令，陳誠專任第九戰區司令官(後交薛嶽接任)。
為保衛武漢，中國軍隊集中了99個師的兵力。
“9月2日”
“《孫子》謀攻篇曰‘敵則能戰之，小則能逃(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兵力相當則與之對陣，占劣勢則取守勢，再不如則退卻。能在弱小敵前逞強的兵力隻會被強大的敵部隊所俘獲。)今敵即不能勝我(不戰而屈人之兵)，此其謀攻之失敗，我為長期應戰，度勢量力，不與硬拚，敵終必為我擒矣！”
說到持久戰對經濟的損害。然則既能挫折日本，難道就不會拖垮中國？答複這問題，我們隻得再度參考蔣在戰前以筆名徐道鄰發表的《友乎？敵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國尚是一個在革命階段組織未就遂的國家。其他國家有“土地、人民與主權”，中國則隻有“主義、群眾與領袖”。所以“占領了中國首都，不能製中國的死命”。甚至在“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占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可是中國依然存在。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斷言蔣介石對日作戰無全麵計劃，隻有一般概念。看來全麵抗戰不能避免，他立即對來日戰場畫下一個大輪廓。
“9月30日”
(一)
本月戰爭最列，亦為成敗最大之時期。長江北岸了濟，大別山北麵商城、潢川、羅山各縣及田家鎮雖先後失陷，然我軍仍照原定計劃阻止敵軍於國防工事線之外；南岸之敵，雖向南突竄，然多受我軍重大打擊，廬山南麓，終不能越隘口一步，其死傷慘重，約計9月間敵軍死傷必在10萬人上下；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大體言之，消耗戰之目的已達，然而將士之犧牲與痛苦，誠不忍言矣！
在長江北岸，敵第11軍第6師團自占鄂東南黃梅後，繼續向西進犯。我軍第五戰區的李品仙第4兵團所部，沿大別山南麓及長江北岸層層布防堵擊。雙方在鄂東南廣濟、武穴一帶展開激烈爭奪。
8月27日，為密切配合長江兩岸作戰，日軍又以第2軍司令官稔彥王指揮第2、13、16師團，在大別山北麓豫鄂皖邊境進犯商城、潢川，妄圖穿越大別山，攻擊信陽，切斷平漢鐵路，從北部迂回包圍武漢。我守軍張自忠、孫連仲各部憑借安全的險隘地形沿途布防，與敵血戰，給予敵人迎頭痛擊。
9月6日，敵在長江北岸攻陷廣濟、續占武冗，繼而猛攻長江要塞田家鎮。守軍第2軍在第26、48、86軍策應下，與敵苦戰10多日，終因敵人火力優勢，陣地全毀，官兵傷亡殆盡。
9月16日，商城棄守。我軍退守打船店、沙窩等大別山隘口，繼續與敵血戰，殲敵甚眾。敵被迫沿合(合肥)信(信陽)公路西犯。
9月19日，突破我59軍防線，進占潢川。接著敵又攻羅山，胡宗南部予以痛擊，殲敵5000餘人，終因援軍未到，羅山被陷。
盡管如此，但大別山國防工事線，始終未被敵人所攻破，達到了有計劃地牽製與消耗敵人之目的。
(二)
昨日，宇垣外相辭職，其內閣頓顯混亂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約言之：
一、所謂對華中央機關權限之鬥爭，宇垣為軍部所排斥。
二、對英外交方針之不能貫徹。
三、國聯通過第十六條盟約(對於發動戰爭國家予以經濟製裁)，其外交顯然失敗。
四、軍部欲約華南進兵，外務省不能同意乎？
總之，倭閣命運已遇最大關頭。
“宇垣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陸相“阪垣態度忽變強硬”，堅決反對宇垣與蔣介石和談，並明確反對由第三國調停的外交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