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4章 1938年(3 / 3)

8月30日,阪垣陸相發表《對華政策》談話。其內容如下:

“對華政策,仍循1月16日近衛聲明之路推進,但蔣介石如能有參加新政權之意,則亦未嚐沒有再行研究的餘地。

“關於中國新中央政府之樹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員會、臨時政府(北平)以及推持政府(南京)分別派各方代表組成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然後誕生政府。”

宇垣本打算把在軍部所活動的另一條線,即請汪精衛到日本洽商成立新中央政府,在內閣會議中做詳細報告,以求內閣給予他和平交涉的全權。可是軍部強烈反對,並著手實行把宇垣拉下來的陰謀活動。

為了達到逼迫宇垣下台之目的,軍部打算成立一個“對華院”。所謂對華院,就是統一處理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的中央機關。

宇垣一成看穿軍部的陰謀,極力加以反對,並提出“對華院”的職權隻能限製在日軍占領地區的修正案。

首相近衛文?最後還是同意軍部的主張。

9月29日,宇垣一成提出辭呈。“宇垣工作”到此為止。

蔣介石所推察的原因有四,總歸一點是阪垣陸相欲以“軍威”逼迫蔣投降,亦可見日本天皇的狂妄野心。

“10月12日”

日寇在大亞灣登陸之目的:

一、表示其非達到使中國屈服不可。

二、對英國示威,欲使中國不借重英國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廣東,不加抵抗。

四、至於截斷廣九鐵路之目的猶在其次。

10月12日晚,我第1軍在信陽以東與日軍展開激烈爭戰,後因敵第三師團馳援而放棄信陽作戰略撤退,於是,日軍沿平漢鐵路南下,形成對武漢合圍。

同日(12日),日寇秘密將台灣澎湖島的日軍第21軍調出,用300多艘登陸艇載運廣東,在大亞灣突然登陸。

日軍之所以一舉突擊成功,是因武漢此時正陷危機,中國軍隊無力援助,加之駐守軍隊防禦疏忽,造成乘虛而入的機會。

蔣介石日記中對“日寇在大亞灣登陸之目的”的四點分析前三點基本準確。第四點“截斷廣九鐵路之目的猶在其次”及判斷有誤。日本指向廣州的主要目的(並非“其次”),就是封閉中國海岸線唯一通往海外的門戶,使中國從海外購置的軍火不能從香港經廣九鐵路由廣州進口,再經粵漢鐵路輸入內地。這也是日軍蓄意奪取武漢,攔腰切斷平漢線的真正企圖。

“10月23日”

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全若幹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根基。

對於敵軍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則我軍自動放棄,反能促其覺悟,並可表示我抗戰之決心,與毫無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挾。

否則,如果我軍冀其停止進攻,則彼更將奇貨可居矣!故決心放棄武漢。

9月19日,日軍進占潢川、羅山後,在信陽以東與我第1軍遭遇,戰鬥十分激烈。後敵以第3師團馳援,10月12日占領信陽。蔣介石嫡係胡宗南部,全軍7個師退守南陽;李宗仁所部撤往鄂北。僅留大別山為遊擊基地,由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在大別山內打遊擊。

正當中日雙方軍隊在武漢外圍激烈爭戰時,日本大本營在禦前會議上又作了進攻中國華南的決定。日軍乘廣東沿海守軍疏於防務,在進攻武漢之前迅速攻戰了廣州。

10月20日,江南之日軍迫近大冶。

與此同時,江北之日軍迫近漢口。

沿大別山進軍的日軍,企圖占武勝關以西,截斷襄花公路。此時,武漢已陷入日軍三麵合圍的態勢。

本來,蔣介石與陳誠見日軍來勢凶猛計劃武漢守到8月底即行撤退,後因日軍久戰疲憊,補給運輸困難,食品、軍需不足,兵力一時補充不上,被我軍所阻,武漢撤退延至9月底,後再拖至雙十節,最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鑒於日軍三麵包圍了武漢,於是10月21日,被迫決定放棄武漢。

蔣介石在放棄武漢一個月之後的10月31日,發表了《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軍民書》為其放棄武漢尋找理由:

“……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積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北、西南之建設。……

“今者,我中部工業及東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於西南諸省,西部之開發與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施全麵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故我守衛武漢之務已畢,目的已達。……吾同胞應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為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

陳誠對武漢會戰總結如下:

一、擴散了戰場,打下了長期抗戰的基礎。

二、爭取外翼,避免被敵殲滅。

三、敵傷亡10萬餘人。

四、敵人防守線愈為延長。

五、迫敵達不到其戰略頂點,速決企圖破滅。

這個總結實則是為被迫放棄武漢辯解。

10月31日,陳誠在高級將領會議上,就決定今後方針作了講話:

“國策既定,舉國一致,無論任何黨派、任何內閣、任何個人莫不皆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亦隻有絕對同心,共同一致對倭作戰,以爭取全民族的生存,絕對不可再有什麼思想主張的歧異與利害意氣的爭執……對倭作戰,必須實行消耗戰與持久戰,換句話說,就是要有拚命的奮鬥犧牲和長期的奮鬥犧牲……以軍事論,目前雖以戰略關係,對於一二陣地略有移動,但就全局言,並不得認為失敗,此一二陣地之動似乎對敵方有利,但敵人為此而耗費之代價如何?又與彼所預期之速戰速決相去幾何?我敢相信,隻要我們繼續如此地堅持著、拖延著,拖到一年半載,3年5年的時候,敵人實力耗盡,經濟潰崩,國本動搖,這樣敵人就一定要在我們麵前屈膝的。所以實行持久戰與消耗戰,為能克敵殲敵,此實必我對倭作戰的鐵則。我們全體官兵,以及全國民眾,都是炎黃一脈的後裔。頂天立地的男兒,遇著現在這樣報國的好機會,一定能夠團結一體,百折不撓!”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誠所講的這番話,是對蔣介石當日(10月31日)發表的《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軍民書》的詮解與發揮。

蔣介石在這天的日記中,對“自動放棄武漢”的意義說得很清楚,隻是他對敵軍心理的推測“若其要求和平,則我軍自動放棄,反能促其覺悟”,“使其不敢有所要挾”雲雲,這隻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日軍並未因武漢的放棄而停止進攻與“要挾”。

11月25日,蔣介石在南嶽統帥部召開軍事會議。對“七七”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會戰的第一期抗戰進行了總結,也對第二期抗戰提出了設想。

蔣介石認為:第一期抗戰雖然喪失了很多土地,戰役上失敗了,但戰略上卻是勝利的、成功的,使敵陷於不能自拔的泥淖中。對第二期抗戰,他提出:

“第二期抗戰就是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候。”

可惜的是,第二期抗戰,蔣介石卻執行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方針,致使他所提出的“轉守為攻”的設想,始終未能實現。

“10月25日”

對敵行動,切不可留有餘地,對敵態度,亦不可稍有消極緩和之意,必須堅定、簡單、明白,而示我對和戰一定之限度則幾矣!否則,無異示弱,則敗亡矣!

武漢之爆烈破壞,不僅使其一無所得,失其攻漢之目的;且示我同歸於盡之決心。

10月24日,蔣介石擬暫留武漢,繼續指揮,因宋美齡和幕僚們的一再苦諫,於當晚(24日)蔣偕夫人宋美齡自武漢飛往湖南衡陽之北的南嶽,因飛機迷失方向,又轉回漢口,次日(25日)淩晨4時,換乘飛機再度出發,始抵南嶽。

10月25日,敵攻黃陂,威脅武漢,我守軍在武漢外圍的九宮山、慕阜山、廬山、大別山等地,以數十萬重兵給來犯之敵予以迎頭痛擊。同時我集中空中主力,阻敵艦西侵,晝夜轟炸敵艦,擊沉敵艦12艘,傷29艘。在保衛武漢的空戰中,援華的蘇聯誌願航空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我海軍艦艇也與敵血戰到底,其中“中山艦”在金口與敵機戰鬥中,尤為英勇。在15架敵機輪番轟炸下,中山艦用艦炮一直與敵進行激烈戰鬥。艦長薩師俊腿被炸斷,血流如注,仍堅持不下火線,用手緊抱鐵柱繼續指揮,全艦將士,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直到中山艦下沉,全部英勇殉國。

10月25日,放棄漢口,隨之放棄漢陽、武昌。

10月25日,蔣介石從南嶽電令留駐武漢部隊在撤離武漢之前,將武漢戰備設施破壞,以免資敵。武漢經過兩天的燃燒,留駐部隊在完成任務後撤退。

武漢會戰,大小戰鬥數百次,斃傷日寇20多萬人。這次會戰曆時4個月,雙方參戰人數多,戰域廣,是抗戰以來(亦是以後)最大的一次戰役。日軍雖然占據九省通衢、中原重鎮武漢,但其速戰速決以使國民政府屈服的計劃未能實現。

從“七七”盧溝橋事變到武漢會戰的15個月期間,由於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蔣介石領導對日抗戰總的說來是比較積極的,其政策重點是放在“戰”上。這一時期是全國軍民抗戰的高潮。

為了推動蔣介石抗戰,增強兩黨的合作,中國共產黨也做出蘊藻浜了巨大的努力。在武漢會戰期間,周恩來帶給蔣介石一封毛澤東的親筆信。信中內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鑒:恩來諸同誌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麵將更加困難,然一方麵必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勸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此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誌不待會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括恩來麵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心此誌,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毛澤東謹啟。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蔣總統秘錄》第一冊,第71頁。

在保衛武漢期間,各黨各派也都竭盡全力。宋美齡領導成立的“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在武漢舉辦戰時婦女幹部訓練班。參加訓練班的婦女幹部,在抗戰中作了許多有益婦女兒童工作。當時幫助訓練婦女幹部的有鄧穎超、吳貽芳、劉清揚等同誌。馮玉祥夫人李德全也投入其中工作。

這時,全國軍民形成了積極抗戰的局麵,出現了生氣勃勃的新氣象。

“11月7日”

人生實一大冒險,無此冒險性即無人生矣。

蔣介石是一個大冒險家。在這裏業經他慷慨坦白地承認了!

“11月20日”

上星期處理廣州失守重案之後,不料又有長沙失火重案之處理。……南北奔走,難關重重,何日得已!但隻要所發生不測之困難皆能為我所克服,則勝利更近矣!

武漢失守後,日軍主力一路沿粵漢線繼續南進。

11月11日,日軍進入湖南北部,接著攻占嶽陽,進逼長沙。蔣介石以為日軍必奪取長沙,在長沙的一次會議上說:“火車和火車頭都向西南退,把鐵路都擠滿了怎麼辦?都燒掉了算了。”

11月12日,蔣介石在這種“焦土戰術”思想指導下,令侍從室主任林蔚電令湖南省主席張治中:

“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望事前要密準備,勿誤!”

當日(11月12日),張治中和長沙警備司令酆悌奉命決定,由警備第二團團長徐鬢為放火總指揮,以3人為1組,共編100組,計300人,等日軍進攻長沙時,就執行放火計劃。徐鬢在奉命後,通知部屬:如聞警報或看見一處起火即可放火。

馮玉祥聽說要實行“焦土戰術”,很不讚成,見到蔣介石問他:反攻時,我們自己住什麼地方,蔣回答:“這也是很要緊的”,表示同意馮玉祥的意見。

不料,當天晚上,剛好南門外的傷兵醫院不慎失火,警備團士兵誤認為是放火信號,於是放火組在全市放起火來。

由於政府當局事先未向市民預告,再加上沒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間,大火吞沒了整個長沙城,直到14日大火方熄滅,全市房屋燒毀了三分之二,無數人家被毀,有2萬名傷病士兵和老弱病殘市民葬身火海。實際上,日軍並沒有進攻長沙。長沙大火,引起中外譴責。

11月16日晚,蔣介石從南嶽山中親自來長沙視察火情,隻見全市一片焦土瓦礫,市民怨聲載道。蔣介石聲言要“徹查肇事禍首”。

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

“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2團團長徐鬢誤信謠言,驚慌躁切,辱職殃民,罪無可遁;省會警察局長文重孚未奉命令放棄職守;皆處死刑。湖南省政府張治中用人失察,防範疏忽,革職留用;責成善後以觀後效。”

這便是“長沙大火”之真相,蔣介石不能說沒有罪責,更不能說這是“所發生不測之困難”。

長沙大火,後來也曾被和日軍勾結的汪精衛之流借題發揮作為攻擊蔣介石的口實。

蔣介石麵臨武漢失守,廣州失陷,長沙大火,再加上汪派與日勾結……確實是“南北奔走,難關重重”,弄得他焦頭爛額。不過他還算比較清醒,對勝利仍存信心。

“11月30日”

外交與國際形勢,亦在轉變動蕩之中。敵軍占領武漢以後,國際對其壓迫更形顯著,是敵之害,即我之利也。

日軍占領廣州、武漢之後,銳氣大挫,特別是他們在後方受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鬥爭的沉重打擊與嚴重威脅。因此,不得不基本停止對中國正麵戰場的戰略進攻,使戰爭進入長期的戰略相持階段。

在這一階段,國際上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日本政府在堅持其滅亡中國的基本國策的前提下,改變前一階段的侵略方針。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放棄過去“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立場,而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政府聲明--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即第二次《近衛聲明》):“帝國所期求者就是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就是分擔這種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帝國希望中國國民善於理解我國的真意,願與帝國協作。固然,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所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第276-27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顯然,這是日本企圖拉攏國民政府“參加新秩序建設”。

11月30日,日本禦前會議決定了《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提出“中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等對華三原則。

在軍事上,日寇將對正麵戰場的戰略進攻,改為保守占領區為主的方針,以主要兵力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各抗日根據地。

在經濟上,瘋狂掠奪和榨取淪陷區的資源與財物,利用淪陷區的人力、物力支撐侵略戰爭。

在外交上,加緊與德、意勾結,對英、美施加壓力,企圖通過英、美迫使國民政府妥協投降,盡早結束中日戰爭。同時,做出蘊藻浜反蘇姿態,繼張鼓峰事件後,又製造了諾門坎事件,以迎合英、美、法等國的反蘇情緒。

此時的歐洲,正是德國法西斯進一步實行擴張政策的當口。

1938年4月,德國吞並奧地利。

5月,又陳兵捷克邊境,並以戰爭相威脅,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讓步。英法為縱容德意向東進攻蘇聯,而采取了妥協讓步的綏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與德、意簽訂了出賣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協定”,在沒有捷克代表與會的情況下,強製捷克將蘇台德地區交給德國。

此時的遠東,正是日本耀武揚威攻占廣州與武漢的時刻,英美為集中力量對付歐洲緊張局勢,力謀與日本妥協。從1938年冬開始,英美多次積極召開太平洋國際會議,以脅迫蔣介石投降日本為條件,解決中日戰爭問題。

“所謂太平洋會議,就是東方慕尼黑,就是準備把中國變成捷克。”

蔣介石日記中所說“國際對其壓迫更形顯著,是敵之害,即我之利也”。

但是壓敵乎?還是壓“友”乎?卻原來是敵友聯手壓我!

不知“利”從何來!

內政外交確實處在“轉變動蕩之中”,後來的事實更加證明了這一點。

“12月12日”

今日之處境雖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較之西安遇難之危機狀態千萬矣。上帝既能拯救餘出此萬惡絕險之境,自能拯救餘四萬萬生靈於塗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餘之罪惡,而使餘國家民族即脫離壓迫實現獨立耳。

長沙大火案了結後不久,時值西安事變二周年紀念。

雖以蔣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國人之立場,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處情形特殊。

“12月21日”

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是豈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汪精衛與日本陸相阪垣征四郎暗中勾結,一是通過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聯係,另一個代表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於1937年抗戰初期參加周佛海的“低調俱樂部”,鼓吹民族失敗主義。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團體名義從事和平運動,因此很受汪精衛的賞識。

1938年4月,汪將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藝文研究會香港會友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梅借此機會,多次與今井武夫秘密會談所謂中日和平條件。

10月21日,汪精衛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時,公開聲稱:

“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之基礎”,“吾人願隨時和平。……就中國而言,吾人未嚐關閉調停之門戶。”《申報》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飛機抵達重慶,對汪精衛說:“日本希望汪脫離重慶,別組政府,談判和平條件。”

於是,汪精衛便把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召集到他的寓所裏,密議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過程中,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漢失守,接著發生長沙大火。於是汪精衛借機加緊所謂“和平運動”。他在《複華僑某君書》中說:

“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們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

這時的汪精衛等決定投降日寇,並立即決定脫離重慶。同時,“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為中國方麵的代表,命令他們同日方的代表進行商討。”《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4頁。並與周佛海一起製定了投降活動的詳細計劃。

汪精衛欲於11月2日經由香港轉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向國內外發表聲明(即第二次近衛聲明),說什麼:

“日本此次戰爭的目的,在建設東亞新秩序”,表示“以日、滿、華三國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樹立相連環關係,……倘國民政府能轉換政策、變更人事,參加建設新秩序,日本並不拒絕。”

這裏表示日本政府欲與國民政府和談,但仍排斥蔣介石。這是明顯地向國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衛之流招手。蔣介石對第二次近衛聲明在1938年11月的《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中指出:

“敵國聲明及其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中國國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嚇之毒計。”

蔣介石曾對汪精衛指出:日本聲明含著如上的毒計,希望其有所警惕,但卻未想到汪已在與日本私通,開始了背叛活動。

這時汪精衛正暗中派高宗武、梅思平於上海虹口新公園附近的一所空房子裏與日本代表影佐等進行秘密會談。

11月20日,雙方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等三個文件。

主要有三條:

(一)締結日華防共協定。

(二)承認滿洲國。

(三)承認日本人在中國本土有居住、營業的自由。

還規定了日本兩年內從中國撤軍。

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賣國投降書。高宗武拿著這三個文件到重慶向汪精衛彙報。汪承認這些文件,並表示“預定12月8日從重慶出發,經過成都,於12月10日到達昆明”《今井武夫回憶錄》,第99頁。。希望日本在此期間發表近衛聲明,進行誘和,他表示響應。並要求日本更換駐香港領事,日方立即以田尻愛義代替中村豐,關於發表聲明一節,日方答複等汪脫離重慶後按照約定行事。接著,汪立即按照《日華協議記錄》的路線與周佛海商量逃出重慶的辦法。

12月5日,周佛海提前到達昆明。

汪精衛本打算12月8日從重慶飛走,但在6日蔣介石突然回到重慶,汪不得不延期離開。汪延期出走,日方誤以為汪在欺騙他們,近衛首相大為驚恐。

蔣介石回重慶後,與汪精衛、王寵惠、孔祥熙等開會時,再次申明抗戰決心。這是武漢失守,到達戰時首都重慶的第一次首腦會議。

孔祥熙等人大談國際形勢如何如何,蔣介石加以製止,他對孔祥熙說:

“不論國際形勢如何,我國必須作自力更生,獨立奮鬥的準備。”

接著,他又對孔說:

“隻要我政府不與倭言和,則倭無法亡我。隻要不言和,則我政府即使失敗,國家必可因此複興;況政府至今決無失敗之理,且革命政府隻在主義成功,而不怕一時失敗也。”

汪精衛沒有說什麼話,隻是表示:

“敵國的困難,在如何結束戰爭;我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

12月16日,汪精衛單獨去見蔣介石,蔣正在生病,彼此交談了30分鍾,汪沒有提議和之事,這次會麵在汪來講,算是暗中告別。

12月18日,蔣介石預定前往西安主持召開年輕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訓話會。汪精衛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就準備好了這一天的機票,預備蔣動身後自己隨即動身逃脫。

不巧,這天西安方麵天氣不好,蔣介石要延兩天到會。汪恐怕在重慶再待下去有敗露的危險,於是以“赴成都軍官學校講演”為借口,如期上了飛機。

乘飛機離開重慶後,向成都方向飛去,到了成都上空繞了一周後,便向南方飛行,最後降落到雲南省會昆明。此時汪的妻子陳璧君已於兩周前離開重慶。

汪精衛本來與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密議好共同投日,並準備好了在到達昆明的同時,龍雲便發出擁汪反蔣的通電。但,汪到昆明後,龍雲改變了主意,忽然稱病不與汪見麵,隻是派部下盧漢見汪,並忠告他“回重慶去”,但也未對汪加以羈押。

汪見龍雲突然變卦,大為恐慌。於是,在第二天(19日)夜間,跳上滇越路的火車,轉往越南。

12月20日,汪精衛抵達河內。在這前後,陳公博、林伯生、陶希聖、曾仲鳴等也脫離了重慶。

當時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得知汪精衛已經到達河內,立即拍發密電給近衛首相。其內容如下:

“接渡邊君(高宗武)電話:竹雲君(汪精衛)來電,已於本日(20日)到達河內;衡諸一般情勢,希望藤原(近衛文?)談話至遲能在後天(22日)之前發表。”

12月27日,蔣介石在陝西武功旅次接到龍雲的電報報告,得知汪精衛已逃離重慶。

12月22日,日本政府按照與汪精衛預先的約定,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其內容與《日華協定記錄》精神大體一致,隻是關於日本兩年內從中國撤軍一項隻字未提。

12月24日,蔣介石向英、美發表鄭重聲明:汪無權代表任何人談判;中國不但不講和,而且正在準備更大規模的抵抗。

12月26日,蔣介石駁斥近衛聲明,指出其“東亞新秩序”論是旨在滅亡中國。

12月27日,蔣介石致電汪精衛,勸他從速返回重慶。汪置之不理。

12月28日,汪精衛致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暨國防最高會議聲稱:“蔣介石在陶德曼工作之際,曾允以日方條件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意在於說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無可非議的。

12月29日,汪精衛從河內向國民黨中央黨部、蔣介石發來所謂的“豔電”,並由《南華日報》發表。“豔電”中對日本“第三次近衛聲明”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三項原則,表示同意,而對原議撤兵之事不加計較。“豔電”公然為日寇侵華罪行辯解:

說什麼“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讚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並勸蔣介石“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複和平”。《新聞報》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衛集團已公開投入民族敵人的懷抱,成為破壞抗戰、賣國求榮的可恥漢奸,淪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12月22日”

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於此,誠不可救藥矣。黨國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待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偽之尤者也。

汪精衛之出走,使蔣介石相當震驚。從記錄看來,蔣與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慶會商,到有孔祥熙、張群、王龐惠諸人,此似為汪最後主持之國防最高會議。《大事長編》所載無會議記錄,隻有蔣堅持不與日本言和之主張。

汪既出走,蔣即認為此係企圖給他自己以打擊的舉動。

至此他全未考慮到汪出走有一個和戰關鍵在,他仍認為問題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關係。

又有:“彼雖蓄意加害於餘,而餘仍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隻有可憐可痛而已。”(1938年12月24日日記)其重點亦仍在“彼”與“餘”之關係。

“12月24日”

回憶民國十五年彼投共賣友,不惜禍黨誤國,餘以至誠待之如總理。而彼為共黨所欺,以一時之利害,而放棄公私情義,不惜與蘇共協力謀我,思誘我上中山艦運往海參崴。此種非人所為之事,而彼竟樂於為知,是則何怪其今日通敵圖降,以打破我抗戰計劃,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識大體,不顧國家至此,餘乃複興之合作,欲使之自拔,豈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餘心所安耳!

由汪精衛的叛國而聯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山艦事件”。雖然當年蔣介石承認誤聽傳言,行動過激,不久已獲得真相。但他終生未放棄中山艦綁架他赴海參崴與汪精衛預聞之一說。

至此他更強調抗戰乃一己之事業。

《大事長編》所載蔣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種辦法使汪不致投敵,如央請與汪交好之彭學沛勸汪赴歐,又與駐英大使郭泰祺交換電訊作同樣安排,再囑香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在言論上對汪暫留餘地。日記有雲:“以德報怨固非人情之黨,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寧人負我,我決不負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謀殺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