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談判雙方，都很清楚，簽約隻是一個形式而已。作為蘇聯一方考慮，日本可能甚至肯定會背信棄義，但簽約總比不簽約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符合蘇聯政府旨在保障蘇聯安全和阻止戰爭地區擴大的基本意圖。再者，簽約，可暴露法西斯集團內部新的分歧：希特勒德國希望日本在遠東盡早開始軍事行動，無論是反對英美，還是反對蘇聯。可日本政府卻一意孤行獨自決定進攻的對象與日期。
可以想見，同盟國都製約不了日本，蘇聯與日本的一紙空文能起多大作用呢？說穿了，南進之舉，意在避重就輕，是日本政府獨自決斷的打法，而並非誰人左右得了的。
說“美倭戰爭又為斯大林‘世界帝國主義大戰’之陰謀所促成”，也不見確當。
日美關係到這時早已破裂，且看：
1939年2月8日，美國與中國簽訂了“桐油借款合同”這是援華舉動，日本政府能看不到嗎？
1939年3月，美國禁止對日信用貸款，禁止對日輸出飛機零件，同時通過了太平洋設防案。這一切，日本政府能容忍嗎？
1939年7月26日，美國又廢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使日本軍事物資來源被切斷。日本政府也能坐以待斃嗎？
何況，由於美國的舉動，英、法也隨之動作。
……
麵對美國對自己日益沉重的打擊，日本忍無可忍了！於是出現了1940年7月16日不熱心於德意日三國軸心聯盟的米內光政內閣的總辭職和7月22日近衛第二次組閣。
緊接著7月26日，新內閣為推進“南進”政策和“大東亞新秩序”而決定了《基本國策綱要》，7月27日又決定了《因應世界形勢推移的時局處理綱要》。
這樣，對中國大西南加緊攻勢，逼蔣屈服。開辟太平洋戰場，把主要矛頭對準英國、荷蘭與美國(與此同時並不排除進攻蘇聯)，徹底“解決南方問題”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經過反複研討最後決定的中心目標。
順帶說明，上麵所提及的都是曆史事實，絕非為斯大林者辯護。如果說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所作所為帶有某些大國沙文主義色彩的話，那應另當別論。
“10月31日”
一、日、德、意三國同盟以後的局勢：
(一)中倭媾和為“下策”。以倭對華侵略之野心，及其對中國積極移民之狀況，絕非一紙和約所能令其履行與撤兵；而且世界戰爭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對海南島等沿海島嶼之交還？我能鞏固西北與西南之根據地，倭寇亦無力西侵。
(二)參加英美戰線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則我國戰線因不能與英美取得聯係，完全陷於孤立；而一麵又遭俄國嫉恨，更促其對我斷絕關係，甚至轉使倭寇與中共協以謀我，此於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堅守不失，而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地依然無恙，與我國仍可聯成一氣，則待美倭戰局展開以後，英美需要我陸軍對倭參戰，屆時如俄不阻難，甚或俄已在英美戰線上聯合作戰，則我自可相機參戰。
(三)獨以倭寇為敵，而對英美、對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國表明態度，或其參加戰爭以後，我乃決定取舍。如此則對美、對德、對俄皆有進退自知之餘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動抉擇。此獨立自主政策，乃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二、中倭戰爭，勢必為世界戰爭之一環。故餘自去年歐戰發動時，亟望加入英法陣線，而英法反置餘於不顧；今則英法既敗，而美俄能仍未有行動，且倭已加入德意陣線後，餘料其必敗。倭既參加歐戰，則中倭戰爭自可包括於歐戰之內，而我反可無急求參戰之必要；此則去年今日中倭兩國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則可漸入主動地位，而敵則反受束縛，無法脫離其桎梏矣！以後，我國如何能操完全主動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慮，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務也。
三、如俄倭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倭寇所能抽調東北兵力亦極有限；如其所抽調兵力全部用於攻華，則仍不能達其南進之目的。故其抽調兵力亦必為南進，於我無大害也。
四、倭攻昆明或緬甸，此餘早有準備，當可照預定計劃進行。若萬一滇緬交通完全斷絕，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實力，以待美倭海戰之結果。彼時，當可反守為攻也。
五、將來倭寇實施南進政策與發動美倭戰爭之時間。第一，在倭本身非南進與非攻美不可之因素與事實俱已存在。第二，在俄允倭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後，方能促進南進也。故美國欲緩和倭寇，決不能生效，其主因全操在俄與倭也。
六、我如實力再損，則俄必助中共組織中國蘇維埃人民政府，令其與倭妥協，以遂其消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陰謀；但隻要我能維持既有實力，則俄亦不能積極為害於我。
這是蔣介石在他54歲生日這一天，再次考慮今後應采取的國際戰略。
他在權衡利弊，反複比較後，確定隻有中立、獨立自主政策為“上策”。但似不可能，因日寇南進範圍指得很明白：“以日滿華為骨幹，指在印度以東、新西蘭以北的南洋地區”，既然如此，中國與南洋便膠在一起，不可能采取“中立”。
倒是參加英美戰線比較適宜，可又不是蔣介石所說的那樣，“如果我西南昆明堅守不失，而新加坡、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地依然無恙，……英美需要我陸軍對倭參戰，屆時如俄不阻難，……則我自可相機參戰。”
後來曆史證明，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同盟軍最高統帥，中國遠征軍入緬，協助英國作戰，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南部早已不保了。如果都“不失”、“無恙”參加英美戰線就全無意義。
當然，那“下策”是不能去考慮的下下策。
蔣介石從六個方麵總結分析，料定日本必敗。
第六方麵，暴露出他對蘇聯與共產黨依然耿耿於懷，放心不下的陰暗心理。
“11月6日”
此雖為美國之內政，然有關於世界之安危與人心之振靡者極大。
美國之民主，令人羨慕不置，特電羅斯福總統，祝其成功。此乃出餘之至誠，而非可以普通應酬之電文視之也。
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首領中間”，是“最有才能的人物”。羅斯福從1933年3月4日出任美國第32屆總統以來，實行“新政”，使美國從經濟危機中挽救出來。對國內，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資本主義民主製度，對勞動人民采取“懷柔”讓步政策；對外，美蘇建立了外交關係，改變了美國政府過去不承認蘇聯的立場。另外，對法西斯國家，他采取不支持的外交政策。這一點，受到了美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他是一位有遠見卓識、有魄力的資產階級政治家。
1940年11月5日，羅斯福作為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擊敗了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第三次當選為美國第34屆總統。
蔣介石對羅斯福的當選，喜不自勝，當即向羅斯福致電祝賀。
“11月9日”
此為吾國外交史上極重要文獻之一也。
11月9日上午，蔣介石接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
當日下午，蔣介石接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
蔣介石在接見美、英兩國大使時，分別麵交了由中國起草的中、英、美三國合作方案。此方案主要有兩方麵內容。
首先，提出三個原則：
“一、堅持九國公約之門戶開放與維護中國主權、領土、行政完整的原則。
“二、反對日本之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新秩序’。
“三、認定中國之獨立自由為遠東之和平基礎，亦即太平洋整個秩序建立之基礎。”
其次，提出“相互協助之具體項目”：
“一、發表宣言後，英美兩國即共同或分別借款與中國，以維持中國之外彙與法幣信用。此項借款總額為美元2億元至3億元。
“二、由美國每年以信用貸款方式售給中國戰鬥機500至1 000架；但本年(1940年)內先運華200架至300架。此外，並由英美兩國借給中國以其他之武器，其數量及種類另行商定之。
“三、英美派遣軍事與經濟、交通代表團來華，組織遠東合作機關。此項代表團之團員，得由中國政府聘為顧問。
“四、英美與日本，或英美兩國任何一國與日本開戰時，中國陸軍全部參戰，中國全國空軍場所，聯軍亦可使用。”
這一“合作方案”再度表明中國有和英美聯合抗戰的決心，並鮮明地表明了中國與英美兩國的平等地位。
從此以後，英美兩國對於中國援助，基本上是依循“合作方案”的原則與項目去進行的。
同時，以此方案為基礎針對日德意三國聯盟而組成中美英聯軍。
乃至後來廢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條約，都是根據“合作方案”之精神而做出蘊藻浜的。
這個“合作方案”確實“為吾國外交史上極重要文獻之一也”。
“12月2日”
近衛無智無能，承認汪偽，使中倭釀成不解之仇，既為敵國惜，更為東亞危也。
7月5日，汪方以汪精衛為首，日方以阿部信行為首在南京舉行談判，經過16次會議。
8月13日，雙方草簽了《日華基本關係條約》。
11月30日，由汪精衛和阿部信行代表雙方在南京正式簽署《日華基本關係條約》，包括正文、附屬議定書，附屬秘密協議等5件。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兩國緊密協力，實現“文化的融合、創造及發展”；
二、兩國共同防共，日本可駐紮必要的軍隊於蒙疆及華北；
三、日本可在長江沿岸和華南沿海特定地點駐紮艦艇部隊，日本艦艇得在中國的港灣水域自由出入、停泊；
四、兩國合作開發華北及蒙疆、廈門和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特定資源，“特別滿足日本國防上的需要”；
五、滿足日本有關軍事上必要事項的要求，提供軍隊駐紮所必需的各種便利；
六、補償日本國臣民“因事變所受的權利、權益的損害”等等。
按此條約，中國將徹底淪為日本任意榨取勒索的殖民地。這是近代史上空前的賣國條約。
至於蔣介石“為敵國惜”，除有它一意孤行必不得善報之意外，還有一層意思，那就是“錢永銘工作”的停止，在蔣看來也是日本的一大損失，可謂“惜”矣。
日本在與汪精衛集團勾結的同時，也在謀求與蔣介石謀和。當所謂“桐工作”將近結束時，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又通過“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西文顯與中國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取得聯係。
由錢永銘的工作，拉來前鐵道部財務司長張竟立及張的外甥盛沛東。
9月17日，西文顯攜同張、盛二人到日本與鬆岡洋右晤麵。
張、盛二人向鬆岡洋右提出錢永銘的提議：
(一)國民政府統一(重慶和南京合並)。
(二)日軍全部撤退。
(三)日本與中國的統一政府訂立防守同盟條約。
鬆岡洋右同意以錢永銘提案為交涉基礎。
10月下旬，開始由日方西文顯、田尻愛義(駐香港總領事)、船洋辰一郎(偽上海特別市顧問)和中國方麵的錢永銘、周作民(金城銀行總經理)、張竟立在香港進行交涉。
11月7日，中國方麵提出：“日軍全部撤兵和撤銷對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認”兩項條件。鬆岡洋右也表示承認。
11月13日，日本內閣會議中，突然決定以“極力削弱重慶政權的抗戰意誌，迅速使之屈服”為目的而通過了一個《中國事變處理要綱》。
11月28日，日本大本營聯絡會談又做出蘊藻浜決定：
“對於因和平工作而延遲承認的汪政權，即予承認。”
11月29日，國民政府本已電報通知：可以派前駐日大使許世英前往日本。可得到日本“兩會議”的決定，便中止了“錢永銘工作”。
“12月7日”
美國借給我1萬萬美金，其中5千萬為幣製借款，尤為難得。此實為美羅斯福總統協助我之精誠表現，抗戰以來，國際助力以此為最大。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認了他一手扶植的大漢奸汪精衛在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權--偽中央政府，並簽訂了所謂“日華基本條約”。這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對蔣介石失去了希望，決心以全力攻擊重慶政府，用軍事力量迫使蔣介石屈服。在這危機關頭，國民政府中確實出現了動搖分子，有的直接投降了日偽政權，有的喊出“曲線救國”的謬論，為叛國者掩蓋醜行。
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急忙向華盛頓發出警告：“若不給蔣介石在財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慶政府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
美國、英國一方麵為了維護自己在東南亞的殖民利益，避免與日本直接交戰；另一方麵遵守“合作方案”的諾言，支援中國，讓中國軍隊與日寇作戰，從中保全自己的實力地位。
1940年12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向中國提供1億美元貸款的議案。為抵製日本霸占東南亞，英國隨後也貸給中國政府1000萬英鎊。
美國《時代》雜誌社社長說：中國為1億美元答應把112？5萬名日軍牽製在戰場上，讓日本的龐大海軍繼續封鎖中國海岸，使侵略者向鄰近的美國勢力範圍的進攻放慢了速度。按照這種價格，這筆買賣是非常合算的。
盡管美國的支援，以軍火商的嘴臉出現，但畢竟對中國的抗戰給予了支持，英美是按照“合作方案”開始行事了。
“12月14日”
英倭與美倭關係，皆無法改善，美參戰時期將日近矣！
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了！
日本帝國主義要建立他所主宰下的“大東亞共榮圈”，要掠奪中國、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泰國、馬來西亞、緬甸、新加坡、菲律賓的大量資源，其真正目的之一就是要擊潰在太平洋的主要對手--美國及英國。
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也具有法西斯性質。日本統治集團企圖打垮它的經濟方麵的強敵英、美，借助全麵的經濟軍事化，最殘酷地剝削勞動人民，掠奪被占領國的人民，以保存日本的優勢地位，稱霸東南亞。
日美、日英之戰，特別是日美之戰，已是一觸即發之事！
同時，蔣介石還相信英美會認清中國所占的戰略位置，開戰之時，他們不會忘記自己的夥伴，到時會請中國參戰的。
“12月19日”
倭外相鬆岡在日美協會餞送野村席上，發表恫嚇美國之演說。敵國有此外相，實予我國以不少利益也。
9月27日，日、德、意三國軸心同盟成立後，美英蘇均立即做出蘊藻浜反響。
10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表示堅決反對日本的侵略行為，決不妥協。
10月13日，蘇聯大元帥斯大林對德國致函要求蘇聯加入三國軸心同盟，被否決。
10月17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再度打開滇緬公路，援助中國。
至此，中、美、英、蘇共同對付德、意、日的營壘已經逐漸形成。
11月9日，蔣介石向英美提交了建立中、英、美三國合作方案。
11月11日，英國空軍襲擊停泊在塔蘭托的意大利軍艦。
11月24日，中日發生鄂中會戰。蔣介石命令馮治安、孫震等率部將進犯之敵3個師團全部擊潰，傷敵7萬餘人，斃敵千餘。
11月30日，日本承認汪偽政權。這時的日本天皇和內閣以至軍人們均陷於困境中，非常沮喪。
12月2日，美國國會通過將1億美元借款給中國的議案。
對中、美、英、蘇的協同關係，三國同盟疾恨無比，於是予以回報：
12月18日，希特勒簽署了關於對蘇戰爭的第21號命令(“巴巴洛薩計劃”)開始進攻蘇聯的備戰。
於是，也就發生了“倭外相鬆岡在日美協會餞送野村席上，發表恫嚇美國之演說”。
蔣介石對此，樂不可支，這是明擺著的，敵國是將美國往自己這邊推，“實予我國以不少利益也”。
“12月21日”
英國在北非擊敗意國，此為倭寇最大之打擊；以倭之製英根本計劃，始終以意國為唯一之參與國，期能在地中海與印度洋東西雙方夾擊英國。今意既大敗，則其計劃勢將成泡影矣！
法國覆滅後，希特勒德國著手入侵英國，代號為“海獅”戰役。預定1940年8月完成作戰準備，9月投入戰爭。
由於英國握有製海權，因此德國統帥部決定以空軍壓製英國。
7月10日開始空襲英國的港口和艦隻。
8月1日，希特勒決定從空中給英國以密集的打擊。
希特勒動用近1200架轟炸機、900架單發動機殲擊機、250架雙發動機殲擊機，從8月8日至18日，日夜不停地輪番轟炸英國的海軍基地、雷達站和飛機場。
9月7日開始對倫敦及其郊區實行集中襲擊。
但是，在英國的堅決抵抗下，德國壓製英國空軍的企圖並未得逞，反而遭到慘重損失，入侵英國沒有成功。
從10月7日起，德國對英國隻能進行夜間空襲了。
英軍已遏製住德軍對其國土的進攻。德國在久攻不下的情況下，將矛頭指向蘇聯。
德國的盟友意大利參戰以後，不僅在歐洲戰場上，而且在東、北非也開始了軍事行動。
1940年7月，意大利軍隊侵占了肯尼亞一部分和其他許多重要地點。
8月，意大利侵占英屬索馬裏。
9月13日，意軍向埃及發動進攻。
9月16日，意軍占領了西迪巴臘尼。
英國政府為保護自己的利益，緊急向埃及調派增援部隊。
11月11日，英國空軍在塔蘭托海戰中，襲擊了意大利停泊在那裏的軍艦，控製了地中海。
12月9日，英軍“尼羅河”集團軍在北非戰線對意軍轉入反攻。
12月底完全肅清了埃及領土上的意軍。
追擊在繼續進行，戰局在徐徐轉變之中。
至此，日寇企圖與意大利“在地中海與印度洋東西雙方夾擊英國”的“計劃將成泡影矣！”
“12月22日”
是可知其國內社會人心之極端不安與恐怖，及其右翼分子與衝動與囂張，實為崩潰之明證也。
歐洲戰場上，德軍對英國本國久攻不下，最後反而遭致英軍在北非向意軍發動了反攻。
中國戰場上，鄂中會戰，日軍3個師團全被擊敗，死傷萬餘人。
而美國實行援華抑日政策，在此關鍵時刻，美國會通過了對中國巨額借款的議案。
這時的日本國內呈現一片恐慌：
近衛首相所倡導的“舉國一致體製”遠遠落後於時代，日本國民生活陷於物質缺乏的困苦之中。
1940年，日本政府發行“報國公債”，糧食、燃料、肥料、火柴、糖等等都實行憑票購買的配給製，餐館根本見不到米飯。“國內到處米荒、煤荒，國民經濟枯竭，生活日漸艱困，不能支持。”
在日本內閣的內部也發生了爭執。海軍主張撤退侵華海軍，解決“南進”和“大東亞新秩序”問題後“中國問題”自然解決；陸軍則堅決反對從中國撤軍。最後陸軍意見占了優勢。
麵對這種內外交困的情況，日本天皇和內閣感到極度的困惑與不安。
12月21日，近衛文？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將其內閣進行了局部改組，任平沼騏一郎為內務大臣，任川古誌郎為海軍大臣。
與此同時，撤換了作為國內治安中樞的警保局長暨東京警視總監。
正如蔣介石所論斷的那樣，日本已麵臨“崩潰”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