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以此密約為據，一方麵加緊準備對日宣戰，一方麵對中國進行強製性的友好條約交涉。
蔣介石堅持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原則是可貴的。
5月23日，蔣介石給在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製憲會議的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發去電報，讓宋以私人身份去見杜魯門，說明關於蘇聯租借旅順口問題，隻表示反對再用“租借”這個名稱，因“‘租借地’名稱為我國之曆史恥辱，今後不能再有此汙點發現”。蔣介石所爭執的，僅一名稱而已。可見，在密約已定，“木已成舟”、既成事實情況下，蔣介石也隻能違心承認，不過他到底還是在力爭“主權”。
“6月3日”
下午5時，與俄大使談話，關於東三省及軍港、商港等主權行政必須完整的意見，明白對其表示了並說明中、俄利害關係，不可為小而失大也。
寫下這篇日記之後，從6月12日起蔣介石又與彼得羅夫大使多次接觸，提出以“雅爾塔密約”為先決條件，磋商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彼得羅夫通知蔣介石說，斯大林要求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於7月1日以前，須到莫斯科談判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戰局緊迫，急需蘇聯早日對日作戰。
6月27日，蔣介石派宋子文、青年軍政治部主任、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陸軍中將蔣經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卜道明為談判代表團赴莫斯科。
蔣介石之所以派自己的兒子蔣經國赴蘇，是為對蘇表示友好，讓兒子作他的代表；另外，蔣經國在蘇聯十二年之久，通曉俄文，熟知俄國人的風土人情，便於觀察分析對方的意圖。
談判期間，蔣介石特意打電話給兒子，讓他以個人身份單獨拜見斯大林，談一下有關外蒙古獨立問題。
會見時，斯大林與蔣經國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斯大林：“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他獨立？”
蔣經國：“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八年抗戰，就是為了把失土收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來，一切土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種情況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同意外蒙古歸並給蘇聯。”
斯大林：“倘使你的國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從7月2日至12日，宋子文與斯大林進行了六次艱苦的會談，最終，一切以中國被迫按照既成事實的“雅爾塔密約”的內容作了讓步為結果。從斯大林那裏所爭取到的，隻是蘇聯在旅順建立海軍基地，不使用蔣介石所引以為辱的“租借”名稱。另外，得到斯大林的口頭保證，條約簽訂後，蘇聯在道義上、物質上和軍事上支持中國，並明確隻支持蔣介石的“國民政府”。
中蘇會談期間，由於斯大林去波茨坦出席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而一度中斷。
8月8日，中蘇再度舉行會談。
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條約全文共分八條。主要內容：兩國在對日作戰中互相給予援助和支持；戰後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雙方友好合作，並彼此提供可能的經濟援助。
“6月8日”
美政府昨日已將勾共排華專事攻訐我政府者6人以漏機密罪逮捕。其中有仍為駐華使館之三等秘書謝偉斯，此為勾共最力之人，而去年史迪威與共黨結納，亦為其所主持者也。此6人逮捕以後，美國對華政策乃可漸次明朗。其阻礙亦可逐漸掃除乎？而其對俄政策之堅強，亦可於此窺見矣。
6月6日，美國聯邦調查局以“間諜罪”逮捕了亞美雜誌主編任傑非等6人，其中包括傾向於中共的低級軍官謝偉斯。
所謂間諜罪，主要證據是將國民黨軍隊的中國陸軍序列變更表和空軍改組表於亞美雜誌社搜出。
事出有因。2月28日，美國駐華使館人員聯名給國務卿發了一份電報，指責赫爾利損害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任何機會。並特別申明，避免中國內戰的唯一希望，在於美國和中共的合作，並迫使蔣和中共分享權力。其中愛德樂曾給財政部長摩根索和懷特的信中特別指出中國的前途“不應讓赫爾利這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家夥去決定”。愛德樂致懷特函，1945年2月25日，見《摩根索日記》第二卷，第1419―1420頁。
美國戰略情報局在華軍官小組也對多諾萬將軍說：赫爾利破壞了中國爭取和平的幾乎任何機會；並把美國和國民黨完全聯在一起了。
謝偉斯到延安，與毛澤東接觸時，毛澤東向他指出：赫爾利在幹涉中國內政。謝偉斯在給國務卿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期待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屆時，共軍將在東北地區之南部與蘇聯配合活動。”“美國如援助共產黨，不必征求蔣介石同意。”“除非美國根本改變其對國民黨之政策，則共黨不會盼望戰後與美國合作。”
3月4日，赫爾利到國務卿那裏述職，看到謝偉斯等美駐華使館人員的控告信後，破口大罵謝偉斯是“婊子養的”；並逢人便講這些使館人員對他和總統都不忠誠，決定將他們撤職。
4月1日，謝偉斯在赫爾利強烈要求下，被召回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為謝偉斯舉行盛大歡送會。在會上，毛澤東向謝偉斯表示：不管中共是否得到美國一槍一彈，都將抗擊日本和幫助美國軍隊；抗戰勝利後，美國人就避免與中共發生衝突；美國人必須了解，中共不會承認蔣介石的“國民大會”。如果蔣一意孤行，中共將在解放區成立自己的民族統一戰線。
4月4日，謝偉斯離開延安，4月14日，回到華盛頓。
謝偉斯等人之被捕，完全是赫爾利所致。
這時，美國駐華海軍小組負責人梅樂斯和魏德邁、赫爾利均認為：“隻要向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數量較小的援助，共產黨在中國的叛亂就可以鎮壓下去。”魏德邁致軍部函，1945年3月9日。美國國務院，從此完全信賴赫爾利等人，整個局勢急轉直下，形成單方麵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潮，誰也不再敢反對赫爾利的意見了。
“6月9日”
共匪近日又向伏牛山、嵩縣(河南省)一帶我軍襲擊，並窺伺皖省府所在地之立煌，不斷侵犯。即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僅為擾亂我軍與盟軍接應之計劃，而另一目的，乃牽製我黃河以南各軍不能向華北前進。故此時我軍必須準備有力部隊向華北挺進，以直接打破共軍向南之各種企圖也。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在全世界已經勝利在望。在中國戰場上，日本帝國主義正在作垂死的掙紮，為了打擊侵略者，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1944年局部反攻取得很大勝利的基礎上，進一步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牽製敵人兵力，積極配合正麵戰場戰鬥，深入敵後，擴大解放區，解放那裏的同胞，這乃是深得民心、功在國家的正義之舉。何罪之有？
據1945年5月13日《解放區收複城市概況》一文載，在解放區戰場，到此日止，從敵人手中完全解放的縣城66座。華中區：阜寧、武康、德青、嘉山、泗陽；晉察冀區：阜平、肅寧、靈邱；晉冀豫區：平順、涉縣、武鄉、黎城、榆社、林縣、沁水、陵川、沁源、陽城、晉縣、左權、和順；冀魯豫區：壽張、陽穀、邱縣、清豐、朝城、莘縣、內黃、濮縣、濮陽、大名、南樂、南宮、新河；山東區：海陽、棲霞、利津、沂水、樂陵、文登、榮成、臨邑、莒縣、蒙陰；晉綏區：興縣、臨縣、河曲、保德、偏關、岢嵐、方山、嵐縣、五寨；河南：澠池等。
如果再加上“日記”所說的“伏牛山、嵩縣”這大片土地和近億的同胞從敵人鐵蹄下解救出來，不是一大幸事嗎？
日記中所言“襲擊”，這倒也需要考察一番。
其實自1939年4月山東國民黨軍秦厚榮部製造的“博山慘案”以來，國民黨頑軍對八路軍、新四路，以及抗日根據地人民，一天也沒有停止過“襲擊”。遠的如“皖南事變”姑且不說，就從1944年算起：
1月28日，閻錫山的61軍及雜牌武裝共1萬餘人，侵占太嶽解放區之浮山西南塔兒山地區。
8月11日，閻錫山的61軍又勾結日軍，進攻八路軍。
1945年3月27日，國民黨第三戰區令頑“蘇皖挺進軍”由天目山、孝豐地區進攻新四軍蘇浙根據地，新四軍被迫自衛，經兩次反頑作戰，殲頑3400餘人，並占領了天目山，解放了孝豐、臨安。
同年5月23日，第三戰區52、79等10個師(有稱為14個師)6萬人的兵力(內包括美國訓練裝備之精銳部隊)，在浙西以上官雲相為指揮官、李覺為前敵總指揮，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新四軍蘇浙軍區進犯。為顧全大局，新四軍於6月4日退出新登，8日撤出臨安與全部天目山地區。但蔣軍得寸進尺，深入解放區達百裏。
就在蔣氏日記的第二天，6月10日，國民黨頑軍傅作義部騎兵1萬餘人，由河套、伊克昭盟向綏西、綏南解放區大舉進犯。
事實勝於雄辯。誰人都知道，“賊喊捉賊”是蔣氏貫用之把戲。
至於日記所提“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雲雲，蓋指江北南下新四軍第一師部隊。該部隊司令員粟裕、政委譚震林、副司令員葉飛。此部並非“侵入”而是奉中共中央之命，為對日寇發動局部反攻，收複失地而南下的。同時南下的還有八路軍359旅組成的5000人的“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遊擊支隊”(簡稱“南下支隊”)。王震任司令員、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南下”如果要說有什麼“企圖”的話，就是打擊日偽軍，反擊頑固派，擴大解放區，解放那裏的苦難同胞。僅此而已。
“6月10日”
對共匪通過敵寇陣地，竄擾我豫西、浙、湘各戰區，乃證明其受敵寇指使，以牽製我軍反攻之事實，應隨時發表。
在日寇先後發動“河南戰役”和“湖南戰役”，豫、鄂、湘、粵、黔、桂等有千裏之地和一百多座城市相繼陷落，六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之下的時候，中共中央基於對戰爭形勢的分析和中國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做出蘊藻浜了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這就是：在鞏固和發展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的同時，抽調部分主力向南發展，有力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實行國共合作，向日偽全麵反攻。
這怎麼能叫“竄擾”，“通過敵寇陣地”不正是消滅“敵寇”嗎！難道不穿插、分割、包圍就能殺傷敵寇不成？
事實證明：1945年的上半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華北、華中、華東、華南敵後廣大區域內，對日偽發動強大攻勢，摧毀日偽據點，解放了許多縣城和集市，基本上把敵人逼近到鐵路沿線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線。從而大大縮小了敵占區，為轉入全麵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6月17日”
敵國會臨時會議授其內閣總理以天皇特權，是為其投降之準備乎？然已難矣！
5月1日希特勒自殺，8日德國投降，不啻一顆顆重磅炮彈在日本內閣炸響，於是出現投降與繼續抓緊作戰之爭。主戰派岡村寧次要率領“中國派遣軍”12個軍，百餘萬人，準備確保中國偽滿，放棄日本本土，全力進攻重慶、西安，消滅中國抗日根據地。但日本大本營不同意岡村計劃，並指令岡村的總參謀長鬆井予以製止。然而岡村竟不聽大本營的命令，徑直命令園部和一郎的第六方麵軍執行進攻四川計劃，發動了湘西會戰。
結果此役日軍以慘敗而告終。6月16日，中國軍隊王耀武率領的第四方麵軍擊潰敵第二十軍之第六方麵軍，殲敵近50000人。
與此同時，日本新內閣也在急於考慮對蘇對策。
5月11至14日連續三天，首相鈴木貫太郎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成員會議，結果認為與蘇還有商量的餘地，因此決定兩項方針：
“一、防止蘇聯對日參戰；二、爭取蘇聯的善意中立”。
隨即，外相東鄉茂德請曾任首相的廣田弘毅和蘇駐日大使馬立克接洽。
6月3日、4日兩天，廣田和馬立克在箱根會談，日方提出希望尋求維護日蘇平等關係的方法，試探有無簽訂條約等的可能性；但馬立克大使則以廣田的提議有欠具體內容而延不置答，後即托病不見。
6月11日，日本國會通過了為準備“本土決戰”而訂立的“戰時緊急措施法”，授予內閣以天皇專斷之特權。
蔣介石估計，權柄易手，是提前開脫天皇罪孽，為投降做出蘊藻浜準備。但蔣認為“已難矣”！
“8月14日”
近日忙迫，本托(陳)布雷伐擬，以其病，至今未動筆，故不如自擬為快也。
蔣介石的文章、講演稿平時大多都是找人代筆，一般都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捉刀。這次，陳患了重病，無奈，隻好自擬抗戰勝利之廣播稿。
“8月15日”
“唯有虔誠感謝上帝賜給我的偉大恩典和智慧。
8月10日下午7時50分，設在重慶的盟軍總部，收聽到日本東京發出的英語國際廣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這次廣播是日本外相東鄉茂德未通過日本軍事當局的檢查，代表日本政府播發的。
這時陪都重慶的大街小巷，立即貼滿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標語，“抗戰勝利了！”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重慶《新華日報》也以《山城沉浸在狂歡之中》為題，描寫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千千萬萬的市民湧上街頭，一片海濤似的歡呼聲，連珠炮似的鞭炮聲，此起彼伏的鼓掌聲，震撼山城的熱烈景象。
著名詩人柳亞子在這一天，聽到日寇要求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後，懷著極度興奮而又無限感慨的心情寫下一首詩：
八月十日夜電傳倭寇乞降，十二日補賦一首。
“殷雷爆竹沸渝城殷雷：雷聲。《詩？召南？殷其雷》米注：“殷，雷聲也。”渝城：重慶的別稱。，長夜居然曙色明。
負重農工嗟力竭負重：承擔著沉重負擔。，貪天奸幸侈功成貪天：“貪天之功”的省文。。
橫流舉世吾湔懼，義戰能持國尚榮。
翹首東南新捷報，江淮子弟盼收京。”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決定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正式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中、美、英、蘇四國政府也同時接受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
同日上午10時，即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一小時，蔣介石親自來到重慶中央廣播電台，以國民黨總裁、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且聽蔣氏怎麼說：
“我們的抗戰，在今天獲得了勝利。正義戰勝強權，在這裏得到了最後的證明……
“我要告訴全世界的人們和我國的同胞，相信這個戰爭是世界上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後一次戰爭。我們所受的淩辱和恥辱，非筆墨和語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這個戰爭能夠成為人類曆史上的最後戰爭，那麼對於淩辱和恥辱的代價的大小和收獲的遲早，是無須加以比較的……
“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不論膚色，所有的人們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樣親密地攜手合作。這個戰爭的結束，必然會使人類發揚互諒互敬的精神，樹立相互信賴的關係……”
蔣介石在這篇廣播演說中強調指出：
“中國同胞仍須知，‘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是我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以到今天一貫地祗識黷武的日本軍閥為敵，而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
“我們更加不能以對敵人的無辜人民加以汙辱，我們隻有對他們的被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和罪惡。我們必須切記，如果以暴行答複敵人從前的暴行，以侮辱來答複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將成為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演說中所強調的部分，充滿了“不念舊惡”、“與人為善”、“以德報怨”的恕道。這種恕道成為蔣處理日本投降和有關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和戰犯嚴懲的一麵。
對外敵或對手，總是手軟，“與人為善”；而對本國人民或持不同政見者，則“嚴懲不貸”，是自清朝以來當權者極為突出的劣根性。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統治階級以天下為私物的一大政治特征。
“8月17日”
英軍艦已駛到香港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圖。
香港，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隻緣清朝政府無能，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於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將香港和九龍割讓給英國。從此，使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英兩國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涉。當然，英是以此借用中國在大陸的抗戰拖住日寇，進而保全它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少受損失。
在交涉中即曾為港、九歸屬問題進行過討論，可是由於英國態度固執，以致在簽訂平等新約時將之擱置未提，形成懸案。為此，中國政府當即照會英國，希望：為使香港與九龍的歸屬在將來同時解決，保留收回港九之權。
然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英國還不肯打破其舊有的殖民地主義的迷夢，妄圖賴在港九不走。
因此，在關於香港日軍的受降方麵就發生了爭執。
按照盟軍方麵最初的規定，香港日軍劃歸中國戰區統帥部受降；然而英國竟以香港為割讓地而主張持有其主權，則派遣英國海軍來單獨接受日本投降。
蔣氏日記判斷準確，英國以受降為由，將軍艦“駛到香港海附近”，確實“有重占香港之企圖”。
“8月26日”
與赫爾利、魏德邁商談英國拒絕我委托英軍官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之提議，決定仍堅持委托方案。如其拒絕，則違法亂紀，責在英國，餘則不能不守定是中國戰區統帥之權責也。
中國並未承認香港是英國領土，因此不能準許英國擅自在中國戰區內接受日軍投降。這是天經地義的。
然而，英美兩國間有勾結，他們對於保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的問題上，立場是一致的。因此，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英國有所偏袒，他致電蔣介石說：“英國在香港的主權是沒有疑問的。倘為投降儀式而發生麻煩，似乎將抵償不了其惡劣影響。”
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內戰，不想由此失去美國的援助，因此不得不在失去對於香港主權立場的範圍內作了屈辱的讓步。
8月22日，蔣介石電告麥克阿瑟：“可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名義，授予英軍司令官以接受香港日軍投降的權限。”同時命令港九方麵的中國軍隊後撤。
可是，英國仍以其對於香港的主權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英平等新約的影響為由，堅持受降權本屬於英國，而拒絕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授權。
在這篇日記裏，蔣介石說仍然在“堅持委托方案”並與他所信賴的赫爾利大使和魏德邁將軍商談，同時強調“堅持”的本意在於“守定中國戰區統帥之權責也”。
“8月27日”
召見英國大使薛穆，明告其餘委托英軍官接收香港之主張，必須貫徹。並即委其所派之哈可爾提少將代表餘――中國戰區統帥接受香港日軍之投降，囑其通知英國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則破壞聯合國協定之責任在英國，餘決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
蔣介石仍在全力行使“中國戰區統帥之權責”：
召見大使、闡明委托之主張，並提出“必須貫徹”，同時派了“委托人”。
然而，對此他心裏其實並沒有底，“如其……則……”，等語就是證明。但蔣介石最後還是表示：自己“決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
“8月28日”
正午會談對毛澤東應召來渝後之方針，決以誠摯待之。政治與軍事應整體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
蔣介石方針已定，即打敗日寇以後，便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奪取抗戰勝利果實。
但是，遭受八年戰亂之苦的各階層人民、各民主黨派要求和平、民主呼聲甚高。蔣為避免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和國內外輿論譴責，企圖將發動內戰之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再加之他的部隊還遠在西南、西北後方，甚至他們嫡係還在緬、印國外，要把全部軍隊運往內戰前線，還需時間。於是，蔣介石一邊抓緊內戰準備，一邊擺出一副積極“和平協商”的姿態。
自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連發三封急電。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麵，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八月十四日”《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8月16日，毛澤東複電蔣介石：
“重慶
蔣委員長勳鑒：
未寒電悉。朱德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待表示意見後，我將考慮和你會見的問題。
毛澤東未銑八月十六日”《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朱德在8月16日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批駁了蔣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軍“就原地駐防待命”，不許向未放下武器的日軍進攻受降的錯誤，同時提出了中央關於製止內戰的六項要求。其電文從略。
8月20日，蔣介石複電毛澤東：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來電誦悉，期待正殷，而行旌遲遲未發，不無歉然。朱總司令電稱一節，似於現受降程序未盡明了。查此次受降辦法，係由盟軍總部所規定，分行各戰區，均予依照辦理，中國戰區亦然，自未便以朱總司令一電破壞我對盟軍共同之信守。朱總司令對於執行命令，往往未能貫徹，然事關對內妨礙猶小，今於盟軍所已規定者亦倡異議，則對我國家與軍人之人格將置於何地。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隻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抗戰八年，全國同胞同在水深火熱之中，一旦解放，必須有以安輯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誤。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其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特再馳電奉邀，務懇惠諾為感。
蔣中正哿八月二十日”《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不難看出，蔣氏此電是在借重“盟軍”向中共施加壓力。並“再馳電奉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其意很明白，如果毛澤東不去，就證明中共沒有誠意，就可把發動內戰之罪責推卸到中共身上。
8月22日，毛澤東複電蔣介石：
“重慶
蔣委員長勳鑒：
從中共社新聞電中，得讀先生複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誌進謁，希予接洽，為懇。
毛澤東未養八月二十二日延安”《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蔣介石緊接複電毛澤東：
“延安
毛澤東先生勳鑒：
未養電誦悉，承派周恩來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麵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電速駕！”
蔣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蔣介石一口一個“時間迫切”，一口一個“問題重要”，並“已準備飛機迎迓”可謂多麼的富有“誠意”！在發電同時，每次均在報刊、廣播中大肆宣傳。這明顯是在“將”中共的軍。
8月24日，毛澤東即複電蔣介石：
“特急，重慶
蔣介石先生勳鑒：
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誌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複。
毛澤東敬二十四日”《重慶談判資料》，第4―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毛澤東雖在此電報中通知蔣介石他“準備隨即赴渝”，但仍決定周恩來先行與蔣氏接觸，了解蔣和談誠意後，再赴重慶，因延安廣大軍民對毛澤東去重慶非常擔心，怕蔣設“鴻門宴”。
毛澤東分析當時國內外形勢，認為蔣此次不是誘捕他，而是在爭取備戰時間，推卸內戰責任，因此決定8月27日赴重慶。
8月28日下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乘坐赫爾利、張治中迎接中共和談代表的專機抵達重慶。
當時，蔣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長會議，毛澤東的親臨重慶和談，出乎蔣介石的意料。
原來，國民黨估計毛澤東不會來重慶談判，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利用談判拖一拖也好。共產黨拒絕談判，我們更有文章好做。”《重慶談判紀實》，第417頁。也正如《中央日報》主編陶希聖所透露的：“我們明知共產黨不會來渝談判，我們要假戲真做，製造空氣”。《重慶談判紀實》，第419頁。沒想到，毛澤東真的來了，這“假戲”也隻好硬著頭皮“真做”了，因此，蔣氏日記說要“誠摯待之”，但依然堅持“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的方針。
毛澤東到達重慶的當天晚上，蔣介石在他的林園官邸設宴，歡迎毛澤東一行。這是自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時隔18年後，雙方首次會麵。雖然遠在1924年春，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曾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彼此在廣州見過麵，但印象都不很深，後來，便分道揚鑣。這天晚宴，蔣毛二人先後致辭並舉杯互祝對方健康，氣氛甚為愉快。當時，蔣介石身著筆挺的軍裝，胸前掛滿勳章，顯出一副躊躇滿誌的樣子；而毛澤東身著極為樸素的中山製服，並無任何裝飾品，隻有腳下一雙新皮鞋略微顯眼，顯露出一派不亢不卑的神情。兩人都充滿戰勝對方的信心，不過，蔣的信心似乎更大一些。
次日(8月29日)下午4時，蔣介石又親自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下榻處山洞林園去拜會，彼此進行了短暫的晤談。
這兩天，蔣介石的確顯得一片“誠摯”盛情。
29日的會麵，宣布了雙方和談代表團名單：
國民黨代表為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
共產黨員代表為周恩來、王若飛。
和談根本沒作任何準備，拿不出一點意見來，張群在會談桌上尷尬地說：“我方事前黨內並未有任何討論，也未準備任何方案與中共談判。”《重慶談判紀實》，第208頁。邵力子見已露餡，連忙自圓其說：“國民黨沒提出具體方案”是“希望聽取中共的意見，倘若政府先提出具體方案，也許使中共方麵認為政府已有一種意見，而礙於會談的進行。”不過，事後邵力子卻又自疚地表示：“在會談中政府方麵沒有先提出具體方案，這或者要受良心的責備，與朋友們的責備，我們沒有在會談中爭取主動，但我們是樂於接受這種責備的。”（《重慶談判紀實》，第361頁。）
“8月29日”
一、不得於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
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
這是在會談之前的8月28日，蔣介石麵對國民黨代表，外交部長王世傑、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所確定的方針。
此方針，還是恪守他的“三點建議”不變，要說變，隻不過變了腔調而已。這就是要通過談判的手段取消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實現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全國一統天下。這就是國民黨所謂“和平建國”方針的實質。
“8月31日”
(一)
此原子彈不僅為解決此世界大戰之唯一動力，亦為10年內解決世界戰禍之良策，科學之力如此奇大！然無上帝賦予人類如此之神智，亦決不能有此發明也。
1945年7月26日，中國、美國、英國共同發表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此“公告”，是依據美國總統杜魯門、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自7月17日開始在柏林郊外波茨坦會商結果起草的。這次又沒邀請蔣介石參加會談。
發表時，因蘇聯與日本之間的“日蘇中立條約”尚在有效期間，因此未曾列蘇聯之名；中國雖未出席會議，但征得中國政府同意後，予以列名。
波茨坦公告列舉敦促日本投降的條件是：
鏟除軍國主義，占領日本領土，實施開羅宣言之條件，解除日軍武裝，懲處戰犯等項；並警告日本政府：是保證“所有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還是使“日本毀滅”？必須二者選其一。同時，“公告”中還提到日本軍隊解除武裝後，將允許返回家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日本除軍事企業外可以保持經濟企業，準許將來參加國際貿易等等。
這時，日本已喪失有組織的抵抗力。以馬利安納群島及琉球、硫磺島為基地的盟軍飛機反複出動轟炸；再加上美國機動艦隊業已進入日本沿海，開始對其本土展開艦炮射擊。同時，美國製造的原子彈試驗成功，並已秘密運送到美國空軍基地泰裏安島。
但是，7月27日，日本政府收聽到《波茨坦公告》的時候，卻依然頑抗，拒絕接受“公告”。外相東鄉茂德聽後認為：“這不是無條件投降的命令！”7月27日下午，《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說：“美國、英國和重慶的聯合公告並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隻能加強我國政府不折不扣地將戰爭進行到底，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心。”7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對記者團發表講話說：“我認為，《波茨坦公告》隻不過是《開羅宣言》的翻版，日本政府毫無關心之必要，我們必須抹殺它，向戰爭之途邁進！……決心戰至最悲慘的結局。”日本軍部當時隻想到“本土決戰”，並為保衛本土做出蘊藻浜了“決號行動”的作戰計劃。集中了1萬架飛機、53個步兵師團和25個旅團，共計235萬人，還有近400萬海陸軍文職人員，25萬特種衛戍部隊，2800萬民兵。決定在日本本土與盟軍決一死戰。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於7月30日，通過駐蘇大使佐藤尚武請托蘇聯為之斡旋，以謀求“有條件之和平”，其實，這已不可能。
為了以強大的武力徹底摧毀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促使它無條件投降，8月6日清晨8時美國第二十航空隊第509混合聯隊所屬B―29飛機，在廣島市上空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居有34萬人口的城市，在閃光和蘑菇雲之下，頓時化為廢墟。
然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再次向日本政府發出警告：如果不立即投降，就投第二顆原子彈。可是日本方麵還是沒有答複，於是，8月9日在長崎，美國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
美國投下的原子彈，使日本全國206個都市中，81個受到嚴重損害，死亡71379人，受傷19691人，無家可歸者170000人，一切建築盡成廢墟，正在操練，準備於“本土決戰”的幾萬日軍無影無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