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
陳公洽(儀)主持台灣政事，不自知其短闕，而惟虛矯粉飾是尚，肇此劇變，猶不引咎自責，可為以歎息痛恨也。
被日寇侵占五十年之久的我國領土台灣，在國民黨接管之後，其處境與大陸的國統區同樣，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與美貨的傾銷市場。台灣省百分之九十的企業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土地以及其他財產被國民黨集團所劫收。由於國民黨發動內戰，貪汙腐化成風，致使台灣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八萬多工人失業，三百萬農民陷於絕境，廣大市民破產。1946年間，台灣也出現了“搶米”風潮和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抗暴”鬥爭。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的專賣局武裝緝私員毆打女煙販林江邁，並開槍擊斃一名抱不平的群眾陳文溪的暴行。國民黨軍警又向遊行請願的民眾開槍，當場死三人、傷三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憤怒，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二？二八”武裝起義，幾天之內控製了台灣大部分地區。3月2日，蔣介石電令駐江蘇的二十一軍全部開台；限8日前到達，鎮壓“台灣亂民暴動”。3月8日起，國民黨軍在全省進行大逮捕、大屠殺，群眾被殺達三萬餘人，3月13日起義失敗。3月16日，蔣介石說：這是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主持台灣政事，不自知其短闕，而惟虛驕粉飾是尚”雲雲。蔣介石還給陳儀發去一封電令，全文是：“台灣，陳長官：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複，否則以抗令論罪。中正。”蔣介石這是殺完人裝作慈厚，並將逼人民造反的責任推卸給旁人。
“3月31日”
奸黨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視為赤都者，而竟於其謀叛20周年(指1927年3月中山艦事件)之前夕，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雲幸矣！
1947年3月13日，蔣介石派飛機轟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親自指揮七個師約15萬人的兵力，向陝北解放區大舉進犯。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狂妄地說：“要作戰到底！”3月19日晨，胡宗南部進占延安城。
蔣介石當天就接到胡宗南的報捷電報，電文是：“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終於19日晨占領，是役俘虜敵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3月20日晨，蔣介石回電嘉獎：“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八年來積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講敘。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巨，望弟勉旃。中正。”南京與西安等地的商店和居民接到命令，3月19日的當天晚上一律要懸掛國旗、燃放鞭炮，慶祝“陝北大捷”。美、蔣報刊，大事宣傳，中外記者紛紛要求戰地采訪。
這可急壞了胡宗南。因為延安是中共中央主動撤出的。“經七晝夜激戰”之說，純屬“天方夜譚”。胡宗南大軍攻占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哪裏去找“五萬共軍的俘虜”和繳獲的無數武器彈藥給記者們參觀。急中生智，在延安周圍設戰俘營十座，抓來五百名村民，再從國軍中挑選出一千五百“伶俐”士兵，加以排練。十座戰俘營全由這二千名“戰俘”來扮演戰俘。這些“戰俘”剛在第一個戰俘營給記者參觀完，又馬上趕運到下一個戰俘營去，圍著記者團忙得團團轉。盡量搜集一些三八式和漢陽造的步槍送到“戰績陳列室”，但數量太少，隻好把警備延安的部隊的武器也送進陳列室，白天送去，晚上還要取回來，因為要防備“八路”夜襲。但弄虛作假之事，總不免露出馬腳。當記者提問：“這些新式輕重機槍、中正式步槍共軍由哪裏得來的？”；“咦？在昨天那個戰俘營我不是見過你嗎？”排練時沒設計回答這樣問題的台詞，但對扮演戰俘和充當解說參謀的人，都事先規定了應急措施：“當你無法回答時，要挺起胸脯，規規矩矩的立正，一言不發。”
蔣介石“光複中國赤都”延安之後，毛澤東與周恩來並沒有離開陝北，正指揮解放軍以“蘑菇戰術”即同敵人周旋，使其精疲力竭後，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之，在陝北一個旅一個旅的消滅著國民黨軍隊的精銳。
至於山東方麵，國民黨軍於2月間自江蘇北上采取“長驅直入”、“南北對進”撲向魯中地區，依照蔣介石的“硬核桃”和“爛葡萄”的戰術，迫使解放軍劉伯承部西退，陳毅部向北後退到沂蒙山區，國民黨軍又占領到泰安。
蔣介石以為這樣一來，可以萬無一失，必將取得更大勝利。
勝利帶來喜慶。
3月29日，為“實施憲政”(實際上是要求人們承認國民黨專製的合法)，南京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十分順利地選舉蔣為總統，幾經周折地選出李宗仁為副總統，李當選為副總統，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憶：“中央雖予於右任、程潛、李宗仁等為競選機會，但認為在黨團支持下，孫科定可當選。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結果卻是李宗仁登上副總統寶座。推李雖告勝利，非但於黨國不利，於其個人亦無好處，而於其有關者或支持者，更係一大損失，此為始料所不及者。”白與李友好共事20餘年，最後在台灣又坐了10餘年“冷板凳”，寫來甚是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