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從此又稱為“中華民國政府”。
蔣介石自從得了延安、雪了“積憤”、當了總統以後，從此，在他的軍政生涯中，再也見不到或聽不到什麼更好的消息了。
須知得不到多數人擁護的總統是當不穩當不長也當不得的，袁世凱、曹錕等人所走過的道路便是前車之鑒。“居安思危”，此時蔣也是有些預感的。於是在5月10日的日記中，他寫這番話。
果然，5月中旬便發生了“孟良崮戰役”。是役也，解放軍陳毅、粟裕的華東部隊，在魯中沂蒙山吃掉了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陣亡。
7月18日，國府又公布“動員戡亂”“綱要”。
“7月31日”
國務會議通過總動員令，實為對共匪重大之打擊，不僅軍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7月4日，國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次日，頒布了“總動員令”。蔣介石在這個方案中詭稱：“決心戡亂，實出萬不得已”，誣稱共產黨“大量擴充其叛國武力”，“欲以武力顛覆國家，已極彰著”，使“政府和平建國之國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決”。從而把挑起內戰的罪名強加於共產黨頭上，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捍衛者，借以欺世惑眾。但它卻不得不承認其軍事上所遭到的失敗。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又頒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共18條。這個《綱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更瘋狂地搜刮人力、物力、財力，為其發動的內戰服務；以“戡亂”為名，使其殘酷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合法”化。《綱要》第3條規定：“戡亂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關人力，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征雇及妨礙征雇等行為，均應依法懲處”。第4條規定：“戡亂所需之軍糧、被服、藥品、油煤、鋼鐵、運輸、通訊器材及其他軍用物資，均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征購征用，妨礙征購征用及囤積居奇等行為，均依法懲處”。第5條規定：“凡怠工、罷工、停業關廠及其他妨礙生產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總之，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遊行、居住、通訊等各項自由和權利，都隨時可以妨礙“戡亂”之罪名“依法懲處”。
不知蔣氏之軍心如何“一振”，其民心又怎樣“一致”？天曉得。
“8月10日”
據報：“東北日僑俘在匪軍工作者，有技術官兵5萬人。匪黨雖對日人待遇力圖改善 ，然大多數日人均厭惡共黨所為，切盼早日歸國。”
6月28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毛澤東。當時，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發表談話如下：
“毛澤東意圖顛覆政府，其為內亂犯，早為世人共知；近更勾結韓共，利用日俘軍，來戕祖國。於法不容擱置不理。”
這真是“立見功效”，7月4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方案》，18日，複公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8月初便“戡”了一個中共的首領，這可能是“擒賊先擒王”罷，其罪名嚇死人，其不知，“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為達以武力平定“內亂”之目的，隻得采取傾注國家全力之措施了，如此厲害！看誰敢不聽我的？！
“11月30日”
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尤以榆林(陝西)、運城(山西)被圍日久，無兵增援；十二日，石家莊陷落之後，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加之，陳毅股匪威脅徐州(江蘇)，拆毀黃口(江蘇)至內黃(河南)鐵路，而後進逼徐、宿(安徽)；陳賡股匪竄擾豫西、南陽、安陽震動；江南各省幾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與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
劉鄧大軍於1947年8月11日跨過隴海線後，經過激戰再次衝過黃泛區、潁河、沙河、湛河、汝河，淮河等一道道防線，於8月27日，到達大別山，開辟新解放區。至9月底，殲各縣國民黨保安團隊和正規軍一部，共八千八百餘人。10月9日至27日，殲敵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建立了金家寨、潛山、太湖、朱屋廟、望江、宿鬆、黃梅、廣濟、浠水等三十二個民主縣政權，於武漢至南京之間，給蔣氏插進一把鋼刀。把陝北和山東蔣軍，中間攔腰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