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0年：意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曆史》、法國人馮秉正的《中國通史》相繼問世，這為歐洲人關注中國提供了更多的知識。
1654年：布勞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國地圖冊》，一年以後荷蘭使團出使北京，驗證了該地圖的準確性。
1655年：葡萄牙人魯德熙又有《中華帝國史》的著述，稱中國是“智慧的國度”。這也是東學西傳的實質性開端。
1661年：法國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學》、《中庸》、《論語》，1672年《大學》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執政期間，撥款資助白晉等6名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後來，他們先後成為康熙的“教師”和“謀士”，也就成為康熙與路易十四之間溝通的橋梁。
1687年：比利時傳教士將《大學》、《中庸》、《論語》彙總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出版後風行歐洲。1688年、1689年、1691年出過此書的法文、英文本，這是係統介紹中國學術的開端。以“四書”“五經”為切入點了解中國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個高起點。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國漢諾威圖書館館長萊布尼茨出版《中國近事》。同年，中國歸來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國現狀新誌》，1697年3月，法國傳教士白晉從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國清朝的官服。白晉神父帶去康熙贈送路易十四的禮品和一部《康熙皇帝傳》，該書將康熙皇帝描繪成現實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國另一位自然神論者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一書，直斥“啟示的神學”不合理、危險，是引起種種迷信的根源，應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學說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晉的《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此書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資料記載比較客觀。他認為儒學是全球性的道德；漢語可能成為全球性語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教士李明寫了兩本書：《中國現狀新誌》、《論中國禮儀書》。
1731年：中國的“用人之道”被英國人采納了。當時的英國人尤斯塔斯寫道：“共和國每一個榮譽或福利，應被作為對真正良好品質的獎賞。這個光輝的準則，曾經在一個國家受到最嚴格的遵守，這就是中國，中國是全世界地域最廣，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國家，在中國一個人如果不是個真正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就不能成為一個官吏”。
1735年：法國出版了一部受到廣泛關注的書，書中認為，在中國“一位學者，盡管是農夫之子，也很有希望達到高位，並且還會成為國家的宰相。因為孩子都是平等的”。
百年醞釀終成啟蒙運動
從17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並且熟悉中國文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歐洲的了解，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
中國思想在西方經濟一百多年的傳播、發酵，終於在18世紀初演變成了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法國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啟蒙運動的中心，法國的啟蒙運動，聲勢最大，戰鬥性最強，影響最深遠，堪稱為西歐各國啟蒙運動的典範，而且其他各國的啟蒙思想也大部分來自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