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從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不被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曾國藩就是按照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學》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個步驟。他堅信，隻要立誌不搖，經過發奮圖強，目的是可以達到的。
”人苟能自立誌，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誌，則雖日與堯舜湯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曾國藩刻苦學習，廣泛涉獵。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文職時，精心研究了曆代的典章製度和封建統治治理國家的經驗。但他讀書並非主要為的是升官發財，而重要的是”進德“、”修業“.
如果說這隻是由於曾國藩身為翰林的空談。那麼及至晚年，權綰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時，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與學問。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湔除改徙之時，憂愧曷已！“
”是日席中愀然不樂。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勳事實疏》中，對於曾國藩在清朝道鹹以後，世風日下，人心日淪的情形下，以其卓犖不凡的德行，來力挽社會風氣，有著極高的評價：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胡太常寺卿唐鑒，胡道員何桂珍，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製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動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
曾國藩一生以聖賢為榜樣，且身體力行。鹹豐九年（1869年），正值他與太平軍在江西生死決鬥之時，他卻從中國曆史上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文學家，挑選32人（實際是33人），命其子曾紀澤，畫其形象，然後懸於牆上，以便實實效仿。他還特作《聖哲畫像記》一文。
曾國藩所列的32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馬左莊：班固、司馬遷、左丘明、莊周。
葛陸範馬：諸葛亮、陸贄、範仲淹、司馬光。
周程朱張：周敦頤、程顥和程頤、朱熹、張載。
韓柳歐曾：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
李杜蘇黃：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
許鄭杜馬：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
顧秦姚王：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
在《聖哲畫像記》中，曾國藩評論道：
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為鄉人，一息之或木解，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為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封建社會裏，讀書做官，升官發財是絕大多數讀書人所祈盼的。可曾國藩三十餘歲，卻官至二品，不可謂不顯。他卻發誓做官不為發財。
2.勤求己過，知錯即改
在中國古代，曾國藩大概是對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僅嚴厲，而且苛細，如針如刺，直指心靈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許你不佩服他的功業，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對自我剖析的勇毅。曾國藩求過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過，便是記日記。日記的功效是很大的，隻要能誠實不欺，無事不記，曾國藩的日記，便能做到這一步。曾國藩依照倭仁的辦法，在日記中寫出自己的過失，時時警惕以求改過。他的日記中自己找出自己過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過仍不肯稍寬。他說：”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又說：”人不勤勞，什麼事都會荒廢，整個家都會衰敗。我在三四個月裏不做一事，大大損害了家庭，又慚又愧！“這種勤求己過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記日記並不是難事，而日記終身不間斷，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極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