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麵而言：既抱淑世之心，當有用世之具。”才須學，學須識“,曾國藩既稱述武侯之言，”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曾國藩複樂道孟子之語。蓋舍多學而識，無以成其才；舍集民廣益，無以長其智。既無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熱忱，於事終無所濟。曾國藩生平雖好以德取人，亦兼顧才識。如複左宗棠函雲：”尊論人才惟好利沒幹兩種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沒幹者，決當摒斥“.而”原才篇“亦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麵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故曾國藩理想中之政治家當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態度。就態度方麵而言：於曾國藩所謂”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已可知其大概。蓋自古官箴，為清慎勤；曾國藩亦嚐以此自勉，並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曾國藩生長民間，深知民眾之苦。深知”民心順，國家安“,君愛民，吏勤政，才能維護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可以說他一生辦事，兢兢業業，既為君，也在民。
5.重禮慎法，禮法結合
曾國藩主張重禮慎法，禮法結合，以治天下。他強調禮，但又充分注重法的重要，認為五刑是”不易之典“.禮與法隻是順序上的先後而已，即”不當以賞罰為先“.這是對西漢賈誼”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和東漢陳寵”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思想的實踐。曾氏重視法製，主張法治的重要表現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隨便贖罰。他稱讚西漢匡衡、東漢吳漢不願赦，三國時期劉備、諸葛亮不談赦。認為赦免會使子孫不肖，士兵傲慢。曾氏雖說贖有定數，不排”過失“、”老疾“,似乎特殊情況可以贖罰，但他又強調”於詞訟罰捐，概行停止“,主張有罪必得罰。
這種不準赦免與贖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法律麵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辦事的原則；但不免缺乏一定的靈活性和沒有掌握好時宜，並反映了他嚴厲懲罰農民起義軍的立場和態度。
曾氏重視執法人才的品格、才識，要求執法者既公又明，為民便民，否則立法再好，也會”全失本意“.他強調”任法不如任人“.這既是曆史經驗的總結，又對後來產生了深刻的啟示和影響。如清光緒年間刑部尚書薛允升說：”有法治而無治人，法亦係虛設耳“.”有法治尤貴有治人。“清末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認為，執法人才之重要，不僅在立法，更在執法。他說：”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
曾國藩主張認真執法，重視執法人才；而執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級官吏。官吏有維護政權，保證實行國家所定法律的責任。但因他們有權，也可破壞法律的執行，借用法律謀私利，毀法壞法。
曾國藩以法治吏有其特殊的手段，首先明確為官任職是為民，並將管理錢糧、獄訟視作為民的主要標尺。曾氏采取培養、甄別、選舉、考察等方法選拔官吏。對於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貪汙不受賄，用人唯公唯賢，不唯私唯親。對於謀私、受賄、害民之吏，懲治嚴厲，立即斬首，”就地正法“.自《漢律》、《唐律》及以後曆代法律，對貪汙受賄、謀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懲治規定。如《唐律》將”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財物“列為”六贓“之三。正如薛允升所說：”《唐律》之受贓，俱指官吏而言，枉法為重，不枉法次之，所受監又次之，故載在職製律。“”職製律“是專門考察、檢查官吏行為的法律，受賄、坐贓為其重要內容，並要求官吏廉潔，嚴懲貪汙腐化。曾國藩關於選舉、考察、培養官吏及以法處理謀私、受賄的思想和主張，繼承了漢、唐以來任人唯賢和嚴懲貪官的優良傳統，對於晚清政治特別是地方政權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對後世也具有積極意義。
曾國藩在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軍事鎮壓活動的同時，便對所轄地區的吏治進行了整頓。曾國藩認為地方是全國的行政機構的基礎，整飭吏治也必須由州縣做起。為此，曾國藩親手製定了約束州縣官吏的《勸誡淺語十六條》，作為各級地方官吏廉潔奉公的準則。從”十六條“的內容中反映了曾國藩對於整飭吏治的態度。”十六條“包括了勸誡州縣、勸誡委員、勸誡紳士、勸誡營官等各四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