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能接受他人的諍諫，可以說是能”聽言“;他認識到身處高位，不可驕傲和奢侈，可以說是能”明察“.既敢”聽言“,又善”明察“,這樣的大官不能說很多。
曾國荃在功名事業漸臻全盛的時候，猶存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心念，這與曾國藩的憂讒畏譏，時懼盈滿的想法，恰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要時時以此為戒，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切實履踐，他在這些地方看得破，認得清。他在一開始就有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戒懼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國之亂，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裏，明白表示無挾軍權自重的態度。至於湘軍之遣散，實遠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兄弟原即有所商討。而非曾國藩個人之最先主張。
裁軍啟念之機，當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圍之後，蓋已勝利在望，此時已可開始思考善後問題。曾國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國荃信中，確已透露，曾國荃則表示速裁全裁，亦與當時鬱憤之心情有關，在曾國藩家書中皆可察見二人裁軍意圖與構想。
金陵克複之後，曾國荃堅辭任官，申請回籍休養，所部必需裁撤乃自然之理。隻是曾國荃先期回籍，而裁軍之事，則留與曾國藩經理。至少可見，湘軍之裁撤實與曾國荃的引退有密切關係。
至於遣散湘軍，在曾國藩一方麵的計慮，可簡約地做幾點分析。
其一，戰後遣軍，為用兵常規，原為統兵將帥所須考慮。這是根本。
其二，曾國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獲崇爵，原已憂畏權重，豈可久典兵權，徒增讒忌。遣散湘軍，正所以為保泰持盈計。
其三，湘軍合圍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實已陷於群疑眾謗之中。功成之後，尤須解兵柄以釋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軍將校飽掠錢財，極思返鄉置產，鬥誌已懈，銳氣全消，使曾國藩籲嗟於湘軍暮氣之深。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軍所恃軍餉，依湘、鄂、皖、粵、蘇五省厘金，軍務完竣，各省紛紛要求裁撤厘局，軍餉無所出，如何維係龐大軍力。
其六，曾國藩既知湘勇不可複用，而與李鴻章相商，屢望淮軍以濟湘軍之窮。淮軍之得以不裁，固應曾國藩之需要，亦為李鴻章所希望。至淮軍之竟然能夠不加遣散，乃在李鴻章自有運用經營之法。並非故違國家定製。
其七，因湘軍有哥老會。曾國藩自言之：”一曰在營會聚之時，打仗則互相救護，有事則免受人欺。一曰出營離散之時，貧困而遇同會，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會，可免搶劫。因此同心入會。近年以來，各營相習成風，互為羽翼，抗官逼餉，皆由於此，實法禁遏之良法“.哥老會在軍中活動，當係事實，孫中山講演民族主義時，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會事，然而情形並未至十分嚴重。
總而言之，曾國藩毅然裁撤湘軍，實際上是完全為應付那群反湘軍派而起的。同治初年，曾國藩致李鴻章書：
長江三千裏，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權力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者良非無因。
這些外界的謠言，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思有以懲之。清軍中有一位高級將領，名叫勝保，每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勝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還有一個比反湘軍派力量更大的運動，就是湘軍造反運動。反湘軍派除彈劾外，又由軍機處命令曾國藩，呈報曆年經費開支帳目。這等於要湘軍的命。打了十多年爛仗，你們不發軍餉，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湊，勉強開支過去。這一筆爛帳，請問如何報銷？
湘軍將領聽到這一消息，無不義憤填膺，決心造反。曾國荃、左宗棠、彭玉麟、鮑超四人，乃有玄武湖的會議，議決一致反清，肅清君側。此舉雖被曾國藩壓下，而湘軍將領反清情緒，迄未消除。曾國藩乃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毅然裁兵，這一可能性，自屬有理。
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五百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費早已籌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