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到巴黎，馬上就到戰時內閣總部見了總理。
不過，雷諾的決心遠不如戴高樂堅定，雷諾雖然希望戰鬥到底，希望法國最後能夠勝利，但是自從他上台開始，就被包圍著他的失敗主義者們（其中包括掌握軍政大權的高官們，包括極受他寵幸的情婦德波爾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戰開始後，法國的潰敗和混亂更使他的決心搖擺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戰爭開始後，總在主戰與主和之間搖擺，和英國的關係也時好時壞。
和雷諾不同的是，戴高樂自小生活在一個視祖國為第一生命的知識分子家庭，成年後在軍隊服役，和政黨政治沒有什麼牽扯。因此他一旦下定決心，不會受任何政治上的幹擾，甚至包括其他國家態度的幹擾。當然，個人意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戴高樂一直都以意誌堅定著稱，一旦他認定是正確的事，他從不讓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響升遷也在所不惜。
雷諾要戴高樂去見丘吉爾，不僅要他向英國政府表示法國將繼續戰鬥，而且要戴高樂設法從倫敦獲得可靠保證，保證皇家空軍特別是戰鬥機將繼續參加法國的戰鬥，並探詢一下撤離敦刻爾克的英軍還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重新裝備起來，派回大陸作戰。
在訪問前，戴高樂又一次拜訪魏剛將軍。這次談話給戴高樂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剛雖然依舊鎮定自若，但是已經甘心失敗並且決定停戰了，他甚至說：“法蘭西帝國那隻是一個玩笑而已。至於全世界，當我在這裏被打敗以後，英國人用不著一個禮拜就會和德國談判。”他緊接著說的那句話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敗，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國人給我留下必要的部隊來維持秩序的話，那就好啦！”
實際上，魏剛說出這樣的話來一點不讓人驚奇。自從戰爭開始後，掌握法國政權的右翼勢力表現出來的姿態就是，他們寧可一再遷就德國，即使喪權辱國，也不願看見暴力革命的發生。達拉第執政期間，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卻允許法西斯黨徒四處活動。魏剛的這番話不過是把他們的擔心放到桌麵上了而已。
戴高樂盡管吃驚，還是告訴魏剛，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圖正好相反，縱使戰爭失利，政府亦不會放棄鬥爭。魏剛未發一語。在魏剛的總部所在地，戴高樂還與來請示工作的各個參謀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這些人都一致認為這場戰爭輸定了，盡快結束戰爭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基於這種認識，行前戴高樂又見了雷諾一次，開門見山地建議撤銷魏剛的總司令職務，換上洪齊格爾將軍。雷諾的回答含糊其詞，他雖原則上同意戴高樂的意見，但認為這時候進行人事更動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由於雷諾的動搖不定，這個建議從未實施，不過，那時即使更換了總司令，恐怕也不會有扭轉乾坤的希望。
雖然深感孤立，戴高樂在去倫敦前仍擬訂了一項把部隊都運往北非的詳盡計劃。這意味著要把50萬軍隊撤往北非，法國的飛機和海軍都要投入使用，而且還需要有50萬噸的船舶動力。這一切全要靠英國來幫助。
6月9日，丘吉爾很快在唐寧街10號第一次接見了戴高樂。會見後，戴高樂對丘吉爾的“第一個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問題本身時，丘吉爾並沒有滿足法國的要求，因為丘吉爾斷定法國是輸定了，法國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線，所以他斷然拒絕派空軍支援，隻同意把曾在比利時作戰殘存下來的部隊留在法國。
戴高樂從英國回來後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視事了，先遷往圖爾，然後又遷往波爾多，然而波爾多也絕非偏安之地。
時局進一步惡化，投降派更加緊鑼密鼓地活動。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爾來到圖爾，他隻能作一番道義上支持的姿態，雷諾神情頹然，魏剛當著丘吉爾的麵向雷諾報告：法軍已經精疲力盡，全線崩潰，陷於極度混亂之中，因此除請求停戰之外別無它途。
當丘吉爾離開會議廳、穿過通向庭院的過廳時，看見戴高樂冷峻地、毫無表情地站在門口。在相互致意後，丘吉爾用法語低聲地念叨了一聲“ｈｏｎｕｎｄｅｄｅｓｔｉｎ”（應運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樂決定在這降與搏的最後關頭盡最大努力把部隊轉移到北非去。為此，首先要挫敗投降派的陰謀，隻有這樣，法國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動撤離，繼續堅持抗戰。